华野每当粟裕要打重要战役时，参谋长总会巧合般地不在司令部，这种现象有何深意？
1946年6月，梅雨未歇的苏中平原雾气蒙蒙，稻浪齐腰。一支方才连克七座县城的部队悄然北进，领队的粟裕只有39岁，却已被中央电令“继续寻歼敌之有生力量”。他知道，眼下不仅要打赢仗，还得处理更棘手的事——部队合流后的指挥座次。
从皖南事变后辗转南北的新四军，和在临沂、泰安苦熬八年的山东野战军，终于要在淮河以北会师。双方出身、编制、番号全不一样，领头人也性格迥异：陈毅出身工人运动，纵横江南；粟裕习惯于快打狠插，推崇速决；而44岁的参谋长陈士榘出自115师，向来行事稳扎稳打。三人加上海空炮都缺的困局，一旦方向意见相左，时间就会被浪费掉，乃至错失战机。

苏中七战七捷后，中央电报要求华中、山东“合臂为强”，并明言陈毅必须坐镇华东，粟裕牵头具体作战。人事上的排兵布阵与战场同样重要。为了避免“功高震主”的误解，粟裕主动电请：“陈司令不走，我愿为副。”此举先压住了因资历、战功可能引发的杂音，也为接下来苏北集结争取了时间。
首场联合行动是12月的宿北。参谋处拟了三套方案：一是直指徐州，二是分兵打东陇海线，三是抢先拔掉宿北这一敌军突出的孤点。会上，粟裕用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道线，主张先取宿北，再看时机南下；陈士榘却坚持，鲁南之敌更大，宜聚歼重兵。气氛一度僵住，陈毅咳了一声：“大家心里都有数，关键看歼敌简便易行。” 片刻沉默后，粟裕侧身对参谋长低声说：“先解决近的，如何？”陈士榘沉吟：“非要打，就得一天拿下。”——“那就一昼夜！”粟裕答。
中央最终拍板采纳宿北方案。48小时内，华野以六个纵队分割穿插，歼敌两万有余。战报传到延安，朱德以“殷切战果”四字予以嘉奖。此役后，陈士榘主动请缨：“大仗临头，我领两个纵队上前沿，机动弹性更大。”自此，华野前后指分工成例——总前委把总体筹划留在后方，参谋长常常带前指贴着敌锋线跑，而粟裕的眼睛则始终盯着全局。

1947年初的鲁南会战再次验证了这种机制的威力。鲁南平原山丘交错，易守难攻。陈士榘坐镇前沿，带52团夜袭枣庄侧翼；粟裕则调集3个纵队抄袭敌后线。当陈士榘回报道“正面撕不开口子”时，粟裕一个电令：“侧击要快，正面不必恋战。”配合之下，仅三日即全歼敌第26师。此后，山东老同志公认：这位“南方出身的副司令，谋略真是辣”。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前线态势瞬息万变，中原野战军在双堆集死死咬住黄百韬兵团，却苦于兵力单薄。总前委决定把华野第九纵、第十纵、以及陈士榘所在特务旅东调增援。行前夜，粟裕只说一句：“老陈，这一仗成败看你们速度。”陈士榘点点头：“保证按时到位。”

行军四昼夜，野战炮在冬雾中抢过泗河，参谋长一到指挥所就与邱清泉部短兵相接。为争分夺秒，他简化了预备队配置，以两个团火速穿插敌侧，先切铁路，再断退路。中野判断准确，随即合围。四万余守敌被迫突围时，已是弹尽粮绝。清点缴获，步枪、轻机、山炮堆满田埂。陈士榘传电回报：“武器充足，可全部补满缺额。”华东、中原两支主力，自此火力配置第一次趋于均衡。
频繁的大兵团会战，不断检验着华野的指挥模式。决策层避免明面争执，把不同风格放在最合适的位置，让“多头智慧”在战场一线兑现。讨论可以激烈，命令却必须统一；个人偏好可以不同，结论却只服从战场实际。这种机制，使华东战场从艰苦防御转入主动反攻，并在之后的渡江、进军西南中继续发挥效力。

短短三年，华野的番号随着全军序列几经变动，但“战略一处出、战役多点决”的思路始终未变。师以上将领调动频繁，参谋长却总在最该出现的地方：有时出现在莽林村的炮兵阵地，有时站在双堆集的残垣里指挥火力校射。指挥所里因此多了份从容，地图上的箭头得以更大胆地向前延伸。
后来有人数过，从宿北到渡江，华野对国民党军发动的五次大规模合围战中，有四次是陈士榘在最前沿亲自拍板。战后回忆会上，老战士提到那位留着短髭的参谋长，都说一句：“人一到，心就定。”这当然不仅是胆识，更是制度与默契在作祟——把善于谋全局的留在后方，把熟悉细节的推到火线上，把所有分歧熔进同一张战斗序列表，兵法里称之为“合而用之”，在现实里则叫做必胜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