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尊敬的老师符定一逝世，感人遗嘱令人落泪，周总理评价其三项突出贡献
1912年初春，湖南书院与新式学堂并立的长沙，省立高等中学贴出一张录取榜。榜尾多了三行红字：“毛泽东，复试另行通知。”校长符定一在窗前轻声嘀咕，“这孩子的国文卷子有骨气。”两天后复试，十九岁的毛泽东写下《救国之道》，笔锋犀利。符定一没有多说，只递上《资治通鉴》两册，算是见面礼。他看重的并非一篇文章，而是青年视野里难得的担当意识。
长沙那几年，学堂里西方自然科学教材与《礼记》《春秋》混搭，学生们吵着要社团、要讲演。符定一不拦，甚至把课堂搬到岳麓山脚，让众人当众辩论乡国之事。毛泽东退学自修后，仍时常登门求借书籍，彼此论学到深夜。楼道灯芯闪烁，符定一合上书页提醒：“夜深，会伤眼。”毛泽东笑答：“国事在燃，眼不敢歇。”

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工运风起云涌。1925年，长沙通缉令贴得满城都是，名字赫然写着毛泽东。符定一正在北平编纂《古文辞类纂》，接到紧急电报后立刻托人联络，一封介绍信、一张船票，帮助毛泽东从汉口转赴广州。省政府秘书长的远房亲戚李某事后问他：“何必冒险？”符定一淡淡一句：“教过的学生，落水就得拉一把。”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和谈搁浅，多方力量重新洗牌。1946年夏，符定一携女儿符德芳来到延安。在窑洞里，他看到昔日学生已是党中央领导。毛泽东放下公文地图，请老校长先尝一口腊味豆豉，说笑间仍尊称“符先生”。当晚灯光微弱，双方谈及教育、国家与未来。叶剑英插话：“德芳可留下体验生活。”符定一点头，女儿便留在延安小学任教一年。
进入1948年，华北战局复杂。8月，符定一到西柏坡探访，简单寒暄后，他盯着作战沙盘提出：“如果先取天津，再谈北平，城池或可完整保全。”房间里短暂沉默，周恩来随即补上一句：“此法可试，减人命损失。”几天后，中央军委开会，平津战役方案逐渐成形。史书没有记录更多细节，但高级将领后来承认，这位72岁的儒者提供了“因城施策”的重要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文史研究馆挂牌，年近七旬的符定一被任命为首任馆长。他不爱行政，天天埋首古籍勘误，把过去三十年随手写下的课堂笔记整理成《古典学术拾遗》。在馆内例会上，他常劝年轻研究员：“校勘是冷板凳，坐得住，才有资格谈史论道。”这种近乎古雅的治学法门，使一批青年学者走向考据之路。
1958年5月3日，符定一因心脏衰竭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79岁。病榻旁，他留下一句嘱托：“书与稿，一页不烧，愿后学续成。”遗孀含泪整理手稿时发现，上千张批注竟用不同颜色标明出处，考证精确到页码。5月6日，八宝山公祭，毛泽东因公务派田家英致祭，花圈上书“先生在上，后学永念”。周恩来悼辞简短，归纳符定一三项功绩：一是首倡湖湘新学，掘开人才之源；二是在白色恐怖中多方营救进步青年；三是以文史统战之功，促成古城北平的和平完好。

有意思的是，公祭那天，北京细雨，送行的人里既有白发学者，也有刚入伍的新兵。老人们议论符氏校勘严谨，年轻人更记得他帮助完成的那张北平和平解放的蓝图。时代洪流瞬息，个人抉择却能留下清晰水印。符定一的一生，从学堂窗前的红字，到沙盘旁的冷静一句，串起了教育、革命与文化的三条脉络，也映照了知识分子在风雷激荡岁月里的多重角色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