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蒋介石的前妻向周总理求情称女婿不是汉奸，还表示他其实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吗？
1955年4月，上海龙华看守所里增加了一批新面孔。名单中有个人引起办案人员注意——陆久之，写着“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曾任汤恩伯机要”。身份摆在那里，罪名几乎不用多想，可审讯里那句“我从1926年就跟着周先生的人做事”却让人犹豫。
陆久之被押解的第二周，一份公文同样送到了北京。对“白皮红心”这四个字，中央并不陌生；隐蔽战线里，总有人披着对方的制服完成任务，但纸面材料往往难以自证。陈洁如的出现，则让这件案子多了另一重复杂色彩。
这位已在上海幽居多年的女子，1919年初识蒋介石，1921年底成婚，1924年在广州抱回一名弃婴，取名蒋瑶光。抗战胜利后，蒋家分崩，母女改回陈姓。1948年，陈瑶光在香港与陆久之登记，同年回沪定居。

陆久之出身湖南书香门第，1902年生人。五四浪潮余声未歇，他在长沙就读师范时已接触新思潮。1926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组建地下总工会，他受老同学牵线加入联络组，凭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常往返租界与闸北之间递送情报。
四一二事变后，上海滩浓雾一样的白色恐怖让许多人选择出走，他却被党组织安排潜伏。1930年，他以记者身份远走日本，替《申报》发通电、写专栏，暗中搜集情报。抗战爆发后，陆久之回到南京，又被特工系统招揽。表面“从良”，实则更接近核心机密，先后救出多名被捕同志。

1945年秋，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蒋介石急调汤恩伯接管上海。陆久之被任命为汤的少将参议，既是旧识信任，也因他是“蒋公女婿”。1949年春，他奉组织之命劝汤起义。汤恩伯摇摆数日终未松口，最终随部撤退台湾。策反失败，陆久之仍留上海，自觉大势已去，只待新政府接管。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曾地下活动人员陆续报到。陆久之不动声色，向市委递交了自述材料。1955年，肃清暗藏反革命运动展开，历史包袱一旦摊开，谁也说不清。陆久之被列入“敌特”逮捕，案情写得言之凿凿：曾为汤恩伯效力，在汪伪内部任要职，频繁出入日伪据点，“通敌嫌疑重大”。

消息传到武康路，陈洁如沉默良久。六年前，她亲手把女婿的地下身份材料交给了军管会。如今人却被判十五年。她决定走一遭北京。临行前，母女俩深夜对坐。陈瑶光哽咽：“妈，您要见到周叔叔，一定告诉他，久之从没背叛过！”陈洁如点头：“放心，我这就去敲门。”
北京的一场会面让往事浮出水面。周恩来翻着档案，问：“陆久之真的是我们的人？”“总理，他在上海救过向忠发，也救过好几个孩子一样的工人。”陈洁如回答。周恩来沉思片刻，放下卷宗，说：“情况要复核，但功过不能混淆。”几句话，像一把钥匙，开启了重新审查的大门。
中央调查部随即派员赴沪查证。尘封多年的密码本、日记、残存的电报底稿被一一比对，多份地下党口供与之吻合。更巧的是，老工人刘茂生在口供中提及：“若非陆先生递信，我们那晚都没命。”证言相互印证。1961年冬天，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作出改判，陆久之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走出看守所时，他抬头望了望灰色天空，自嘲一句：“六年，幸好心还红。”

脱身之后，他被安排到上海市文史馆任馆员。有人不解：“出书写回忆录，多半是给自己洗白吧？”陆久之笑答：“该说的说，该藏的藏，毕竟还有人在岗位上。”他最终把大量篇幅留给了2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却对家庭渊源只字未提。
2008年，106岁的陆久之在瑞金医院离世，身后整理出的遗物里只有一枚发黄的地下交通证、一张与陈洁如的合影，以及那本已模糊不清的密码本。护士问家属是否留作纪念，后人摇头：“把它交给档案馆吧，这才是最合适的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