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称苏联最终解体的主要责任在叶利钦，自己最多只是第二责任承担者，你怎么看？
1991年12月25日晚，克里姆林宫红星的灯光准时熄灭，电视画面里出现了神情疲惫的戈尔巴乔夫。几小时前，他将手中的核密码箱交给了来自俄罗斯联邦的使者，这个动作标志着苏联的终结，也把“谁该为解体负责”的疑问抛向历史。
回头看六年前，54岁的戈尔巴乔夫接掌苏联时，桌上摞着三份棘手材料：油价暴跌后的外汇缺口、阿富汗撤军遗留账单、波罗的海三国持续高涨的民族请愿。文件字数不多，却足以说明旧式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已走到尽头。于是“改革”和“公开性”被抬上日程，中央希望用制度松绑换来新活力。

改革给地方送去了久违的空气，也松开了缆绳。各加盟共和国原本就有的自治诉求，借信息开放迅速发酵。格鲁吉亚街头出现“独立”横幅，立陶宛议会更在1990年3月自行宣布法理主权。中央尚在起草《新联盟条约》，地方却已用行动表达了各走各路的冲动。
保守派的焦虑在1991年8月集中爆发。18日深夜，克里米亚度假别墅的电话忽然沉默，戈尔巴乔夫被告知“通信线路故障”。事实上，副总统亚纳耶夫等八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莫斯科街头的履带碾压柏油，坦克炮口对准白宫大楼。叶利钦披着雨衣爬上坦克，冲着守军喊：“军人同志，不要把炮口对着人民！”一名年轻装甲兵低声回道：“我们在等命令，但不想向自己的城市开火。”
军队犹豫，局势瞬息。不到七十二小时，政变土崩瓦解。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却发现自己的权威连同克格勃的旗帜一起垂落。首都的广场上，更多人挥舞的不是镰刀锤子，而是三色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天平，已不可逆地倾向了后者。

危险窗口刚被推开，叶利钦立刻加速。8月下旬，他宣布俄罗斯主权高于联盟法；11月，苏共中央被勒令停止活动；12月8日，他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在维斯库利庄园签下《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文件只有几页纸，却把存在近七十年的联邦拆解成十五个方向各异的国家。
戈尔巴乔夫曾试图用“松散联盟”保住红旗。他多次强调“需要改革而不是解体”，并指向叶利钦的“仓促退场”。有人回忆，两人在克里姆林宫最后一次通话气氛冰冷；叶利钦说：“米哈伊尔，列车已经开动。”戈尔巴乔夫只剩一句：“但轨道呢？”

权责之辩至今未停。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俄罗斯受访者把解体的首要责任归于叶利钦，三成认为戈尔巴乔夫难辞其咎。历史学者则指出，勃列日涅夫时代积累的经济停滞和民族政策缺陷，才是更深层的推手；个人博弈固然重要，却是在失衡大厦中的最后几锤。
叶利钦随后推行的“休克疗法”让卢布短期自由落体，贫富差距在两年内拉大数倍；1993年秋，他动用坦克清场议会，昔日捍卫民主的形象骤然蒙尘。权力转移成功，却未能及时稳住秩序，社会为此付出沉重学费。

戈尔巴乔夫晚年常说，改革方向不错，只是节奏失衡。支持者认同此说，批评者则讽刺“若无其人，苏联也许能有另一种未来”。叶利钦已于1999年除夕夜突然宣布辞职，留下“我离开，俄罗斯必须向前”。而那个被他接过的核按钮，此后再未回到红星闪耀的城墙之上。
三十余年过去，档案逐步解密，观点依旧喧嚣。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倘若没有戈尔巴乔夫松绑，就没有共和国的全面离心；若非叶利钦果断切割，也许还会有更多回旋余地。结构裂缝与个人选择在同一时刻交汇，铸就了20世纪末最具冲击力的政治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