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一位老师亲历日军暴行，眼前妇女受害，汉奸行为让人更愤怒，他们究竟有多可恨？
1944年3月5日一早，洞庭湖区的薄雾刚刚散开，沅江与草尾镇之间那条人形汊水道却已隐约透出不安。对当地百姓来说，湖面是通往外界的唯一通路，也是最脆弱的命脉——日军的飞机说来就来，水面上的汽艇也惯爱沿堤搜掠。
自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湘北、鄂南相继成为拉锯战场。到了1943年底，草尾镇上空几乎隔三岔五就有日机盘旋，学堂的钟声常被防空警报掐断。教导主任潘维屏把学生安顿回乡，每天守着已经停课的校舍，靠抄录课本挣口饭吃。再熬下去不是办法，他决定趁天色转暖，回沅江寻条活路。

九号义渡船停在沙港市码头，船板上塞着粮食、棉包，还有十来个同乡。水手嘀咕：“湖面静得慌，不踏实。”潘维屏心里也在打鼓，却仍旧掏出几枚银毫换来一处船舱角落。渡船摇摇晃晃离岸，行至正午，天空忽地传来刺耳嗡鸣。
“老师，飞机来了！”最年轻的船夫喊破了嗓子。话音未落，机身已俯冲。子弹像细雨点在船舷，木屑乱飞。潘维屏拽过脚边的棉包，一把按住邻座老太太的背，“别抬头，趴下！”机腹掠过水面，只留下一股焦木味。船身虽被打穿，却勉强没沉。

才喘口气，北侧水面又唆地冒出一艘汽艇，灰色船身插着红日旗。汽艇靠拢，四名日兵跳上甲板，面无表情，枪口却滴着水。随行的还有一名说着湖北腔的黑衣人，“都给我老实点！把手放好！”他脖子上那块白巾，在阳光下刺眼得很。
日兵挨个搜身，有人被一脚踹进水里，溅起碎玉般的浪花。一个青年想游向芦苇滩，被机枪点燃的子弹追上，瞬间血染湖面。潘维屏紧抓舱壁铁环，心中发狠：枪响的是侵略者的手指，指向同胞的却是那条白巾。

甲板另一侧，两名年轻妇女被拽到船头。她们哭喊着，“放过我们吧！”那汉奸凑上去低声劝船老大：“给他们开船，就放人。”老大摇头。短促的怒吼后，女人的哭声被粗暴的呵斥盖住，船舱门被重重关死，里头传来撕扯声。湖风很大，船上人人屏息，只有汉奸在甲板踱步，像在等什么结果。
十几分钟后，日兵扔出几只铁罐，点燃导火索。汉奸抖抖白巾，匆忙跳回汽艇，连看也不看船上的人。轰鸣随即炸裂，木板翻卷，货包、瓦片、人的呼喊混成一股。潘维屏被水浪掀进湖里，他抱住一块残板，呛了几口泥水，拼命朝岸边蹬去。江风凛冽，他浑身打颤，还是咬牙摸黑般蹚上了堤坡。

堤外是一片被烧枯的芦苇，几个幸存的村民趴在泥里发抖。有人低声问：“那几个姑娘……？”无人作答，只剩沉默。夜幕降临，远处又响起飞机马达，众人拖着湿衣钻进草垛，各自守着半条性命。
数月后，草尾镇的课堂才又响起读书声。潘维屏站在讲台边，背脊直得像门板，嗓音却沙哑多了。他把那日的棉布残片钉在黑板旁，朝学生们说：“记住，这不是故事，是账。”孩子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出声。湖风掠过窗棂，吹动那片焦黑的布角，微微作响，像一面无形的警铃，提醒所有人——战火未熄，良知先要站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