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还不想死！”2020年湖南44岁癌症晚期母亲，要卖掉120万的房续命，丈夫：孩子那40万学费，我绝对不能动！
 
2020年，湖南长沙，44岁的舞蹈老师聂婧蜷在出租屋的床上，对着电话那头的丈夫赵伟喊出这句话。
 
癌细胞已扩散至多处器官，医生的诊断像一把钝刀反复割着她的神经：后续治疗费超百万，全力医治也只能延寿一年半到两年，唯一的办法是卖掉家里那套价值120万的婚房。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赵伟的声音低而紧：“治可以，但卖房的钱里，40万必须留给女儿读书，那是她未来的学费，绝对不能动。”
 
聂婧握着电话的手剧烈颤抖起来，她不是不懂丈夫的顾虑，可她才44岁，她想活。
 
这个家庭并非不曾与病魔抗争过，2013年聂婧确诊早期乳腺癌，赵伟倾尽所有——掏空积蓄、日夜兼职，四年间悉心陪伴治疗，甚至错过父亲最后一面。
 
她的病好了，家里却耗尽了存款，还背上20万外债，两人以为苦难已经翻篇。七年安稳后，癌症卷土重来，比上一次更凶险。
 
分歧在生死面前被无限放大，聂婧认为生命无法重来，女儿可以通过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赵伟却满心恐惧——多年治病早把家底掏空，万一倾尽所有妻子仍离去，未成年的女儿将失去一切。
 
争吵升级为冷战，赵伟搬出家门，聂婧情绪崩溃，带着亲友去丈夫单位讨说法，甚至闹到女儿学校，昔日恩爱被消耗殆尽，最终在法庭上兵戎相见。
 
法庭上，赵伟晒出厚厚一叠医疗费账单，那是他多年前沉默的付出，聂婧坐在对面，脸色苍白，眼神里是求生的倔强，法官的锤子落下时，一个家庭正式被切割成两块：卖房款120万，80万用于治疗，40万封存进监管账户，专供女儿求学。
 
聂婧带着80万去了上海，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接受治疗，靠着对女儿的记忆撑过一次次化疗，病情逐渐稳定，赵伟带女儿租住廉价公寓，打零工还债，15岁的女儿夹在中间，青春蒙上了不该有的阴霾。
 
这场博弈里没有赢家，她想活，是母亲的本能，他想保住女儿的未来，是父亲的责任，真正压垮他们的，是高昂的大病开销，是普通家庭面对重症时不堪一击的脆弱，当生命权和成长权被放在天平两端，无论哪边倾斜，都是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