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后的沈醉带着女儿去看望杜聿明，谁料，他女儿一见到杜聿明就嚷嚷着说“杜伯伯，你是最不听毛主席话的一个，顽固还投降。”

沈醉尴尬，连忙就要去捂女儿的嘴。杜聿明却摆摆手，平静地说：“以前杜伯伯最不听毛主席的话。现在，杜伯伯最听毛主席的话了。”

沈醉的女儿在学校读过那篇劝降书，对杜聿明这个名字早有印象。1959年12月4日首批特赦后，杜聿明获得新生，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

他和沈醉等人都逐步适应新生活，参与撰写回忆录，为研究历史提供第一手资料。杜聿明晚年身体慢慢恢复，认真完成分配的工作任务。

1956年初，公安部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设立专门的战犯管理所，把杜聿明、黄维、沈醉、邱行湘、牟中珩等百余名国民党高级将领集中起来。

管理所分成学习小组，邱行湘担任第一组组长，组员包括杜聿明等人。大家每天学习文件，写心得贴在“新生园地”墙报上。

杜聿明入所时身患肺结核、骨结核等多种疾病，管教干部彻夜守在他床边照顾，周总理还特批用黄金购买药品救治。这些细节让杜聿明深受触动，他后来常说共产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1958年秋天，管理所宣布自愿报名去秦城农场参加劳动的消息。战犯们反应强烈，许多人夜不能寐，积极争取机会。

杜聿明身体最弱，管理员本来不打算让他去，但他主动找到领导，说自己不能锄地可以除草，不能挑担可以干别的，还愿意带缝纫机为大家缝补衣服。

就这样他挤进了名单，和沈醉搭档负责种葡萄。葡萄需水量大，两人扛着水桶在燕山脚下来回奔波。杜聿明虚心向当地果农学习剪枝技术，渐渐成为大家公认的“剪枝能手”。

农场劳动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邱行湘挖鱼鳞坑特别卖力，一次能挖五个，干完还说自己有劲，被评为劳动模范。牟中珩负责养猪，对猪群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头猪意外死亡时他在猪圈边伤心大哭。

黄维身体不好，就坚持长时间走路锻炼，在燕山脚下大步前行，管理员跟在后面都得小跑，大家给他起了“神行太保”的外号。这些劳动让大家身体得到锻炼，思想也发生切实变化。

特赦前，管理所的政策一直坚持给出路。战犯们通过系统学习认识到过去错误，结合个人经历反思淮海战役等历史事件。

杜聿明等人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转变，从抵触到接受再到主动参与。1959年国庆前夕首批特赦名单公布，杜聿明第一个被叫到名字。

他走上主席台接过通知书时，喜悦和羞愧交织，热泪滚滚而下。后续还有多批特赦，直到1975年全部释放。特赦后政府安排适当工作，许多人担任政协文史专员，子女也在新社会健康成长。

从功德林的学习到秦城农场的劳动，再到特赦后的安置，杜聿明和同伴们走过了一条完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