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中晚期，官场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没钱花找毕沅。毕沅是乾隆三十六年的状元，夺魁前家里穷得叮当响，后来长时间在地方任职，担任巡抚、总督历三十年。

毕沅幼年时期便失去了父亲，全靠母亲张藻抚养长大。

张藻是清朝初年著名的女诗人，亲自编写过一本名为《培远堂集》的诗集。母亲张藻对毕沅的要求极为严格，每天天不亮就让毕沅起床背诵经典古籍。张藻在毕沅六岁的时候，便开始逐字逐句教毕沅诵读《诗经》与《离骚》还有《论语》。

毕沅十几岁时，张藻把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让毕沅拜当时的著名学者沈德潜和惠栋为师。毕沅跟着沈德潜和惠栋两位老师苦读多年，打下了极其扎实的经史学问基础。乾隆十八年，毕沅顺利考中举人，被授予内阁中书的职位，随后进入军机处担任章京。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夜里，军机处值班室里灯火通明。毕沅正在整理各地督抚呈报上来的紧急公文。

毕沅的同僚诸重光和童凤原本也要一起值班。诸重光和童凤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殿试，苦苦哀求毕沅帮忙代劳。毕沅揽下了三个人所有的工作，独自坐在值班室里。

毕沅恰好拿到陕甘总督黄廷桂呈送的一份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详细奏折。毕沅把黄廷桂奏折里的数据和建议反复研读。毕沅在心里推算如果皇上问及新疆防务应该如何制定具体的对策。

第二天的殿试考场上，乾隆皇帝公布的策问题目刚好是关于新疆屯田的规划。毕沅凭借前一晚的记忆，写出的对策条理清晰且切合实际。阅卷大臣初评试卷时，只给毕沅的试卷定了个第四名。

乾隆皇帝亲自审阅考卷，看到毕沅的文章后大为赞赏。

乾隆皇帝将毕沅的名次直接拔高为一甲第一名，直接钦点毕沅为状元。原本不想值班的诸重光只拿了榜眼，童凤仅仅位列二甲。

毕沅凭借状元身份进入翰林院担任修撰，后来一路升迁，外放至陕西担任按察使与布政使等要职。毕沅在陕西巡视各府县时，发现当地的文物古迹破坏极为严重。西安碑林里的房屋倒塌不堪，许多珍贵的汉代和唐代碑石散落在荒草污泥之中。

毕沅立即调拨库银，召集工匠重修西安碑林。毕沅派人把流落民间的碑碣全部收集起来，集中安放在碑林内部。毕沅安排专人日夜看守碑林，严禁任何人随意拓印碑帖。

毕沅顺势组织手下官员绘制地图，把搜集到的近八百件金石碑刻详细记录下来。毕沅亲自主持把这些记录编成一部六十余万字的《关中胜迹图志》。

毕沅不仅保护碑林，还出资修葺了华岳庙和司马迁祠以及杜甫祠与苏轼祠。毕沅派人重建了被洪水冲毁的灞桥，顺势加固了西安城墙。毕沅甚至带人重新寻访并保护了周公墓，给乾陵和茂陵以及杨贵妃墓全部竖立了保护石碑，同时出资把周文王与周武王以及周成王和周康王的陵墓也全部修葺一新。

为了完成这些庞大的文化工程，毕沅写信招募全国的名儒学者加入毕沅的幕府。徽州著名文人汪中在各地游学，走到陕西境内时身上带的钱财全部花光。汪中听闻毕沅十分敬重知识分子且对落魄文人来者不拒，便跑到毕沅的衙署求助。

汪中到达衙署后，连见面的请求都没有提，只给门口的守卫递了一张小条子。纸条上写着天下有汪中，毕沅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毕沅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末尾附上了汪中居住的客栈名称。

毕沅看到纸条后，觉得汪中必定是个难得的人才。毕沅未曾与汪中谋面，便派人直接送去五百两白银。

曾跟随毕沅做过师爷的程晋芳，后来考取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程晋芳在翰林院干了十几年都没得到升迁。程晋芳平时对朋友极度大方，辞去官职的时候背了一大笔还不清的债务。

程晋芳拖着病体路过陕西，打算找毕沅接济一些银两用来安度晚年。程晋芳住进毕沅衙署的客房没几天，便因病情恶化去世了。毕沅极其悲痛，亲自为程晋芳安排后事。

毕沅拿出私房钱替程晋芳还清了所有的债务。毕沅专门派车马护送程晋芳的灵柩返回家乡安葬。

毕沅资助文人绝不仅仅是为了施舍钱财，毕沅把大量的资金全部投入到修撰史书的工作中。毕沅深感宋代以后的史书续作错漏百出，尤其是对辽金元时期的记录十分匮乏。毕沅决定由毕沅牵头，组织幕府里的学者续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毕沅开出极高的薪酬，将章学诚和邵晋涵还有洪亮吉以及段玉裁等当世大儒全部招揽至麾下。章学诚在毕沅的资助下，不仅参与修撰史书，还借机编写了《史籍考》等重要著作。邵晋涵和洪亮吉拿着毕沅给的优厚待遇，全身心投入到庞大的史料考证工作中。

毕沅把自己在武昌私藏的二十万卷图书全部运来供章学诚等人翻阅。毕沅不仅包揽了学者们所有的生活开支，还让学者们参与地方政务的决策。章学诚等人以宋辽金元四朝的正史作为核心框架，参考了数百种民间文集和地方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