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亲切会见库尔班，紧紧握手并感激地说：谢谢你不远万里来看我！
1953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新疆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的公社礼堂里亮着昏黄的煤油灯，县里的工作队正向社员们宣讲最新的土地政策。有人忍不住低声嘀咕：“真能把地给咱？”另一位接话：“干部们都签字画押了，还能假？”就在席地而坐的人群里，六十出头、背微驼的库尔班·吐鲁木悄悄抹了一把眼泪。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纸文件，而是半生漂泊终点的火把。
在旧秩序的枷锁下，他几乎尝尽贫苦的所有滋味。少年时给地主放羊，夜里没处可歇，只能在枯井边蜷成一团；盛夏酷暑，他和伙伴缩进沙包下的荆棘阴影里躲阳光；寒冬来临，滴水成冰，他又躲进沙窝挖出冻土掩身。父母早逝，留下的只有一身伤痕和一颗倔强的心。

新疆和平解放后，县里组织了分地大会。那天，锣鼓声响彻戈壁，连塔克拉玛干的风沙都顾得上稍歇。库尔班拿到两亩耕地、一间夯土屋和几只羊时，只是呆呆捏着印着红章的土地证，半晌没说话。后来他常跟乡亲唠起那一刻，“土地握在手里，心才像长了根。”这一句话，在当时并不少见，却最能说明翻身农民的心境——不再漂泊，有了家底，也就有了对未来的信心。
日子有了奔头，人也有了新的打算。耕种见了好收成，他挑选最甜的哈密瓜、最白的羊毛，揣在心里：这些东西要带到北京，亲手交给毛主席。那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根植于他长期对解放军的感念。有人劝他：“老库尔班，北京离咱这得走几千里，路上怎么坚持？”他只是摇头，“不去见一面，啥都不香。”这种执着，起初让乡里人当成乐子，直到他真的牵着小毛驴朝北边出发，众人才发现他并非一句玩笑。

没走出沙漠，老人的脚就起满了水泡，被巡逻的民兵劝返。此后几年，类似的冲动一而再地上演。幸运的是，1958年春，县里评选劳动模范，库尔班因多年稳产高产、带头组建合作社，被推到县里开会。有人问他最大的心愿，他仍旧那句话：“要去给毛主席敬一条哈达，再说声谢谢。”当地领导把这份牵挂记在了心里。
6月下旬，他终于拿到进京代表的红头文件。同乡们凑出最好的羊毛毯、最香的葡萄干塞满他的行李。临行前，老伴拍着他的羊毛坎肩，半真半假地叮嘱：“到了北京，可别把驴丢了就忘了回家。”他爽朗一笑：“见了主席，我第一句话就是感谢。”这一幕后来被人画成年画，在县城的百货商店门口贴了多年。

列车自乌鲁木齐开出，戈壁和沙丘渐渐让位给麦浪与青纱帐。列车员讲解路线时，老人眯着眼盯窗外，嘴里轻声重复“北京”两个字，仿佛怕一眨眼就会错过。同行的青年代表悄声说：“大叔，别急，明后天就到了。”老人把手里攥的哈密瓜袋子抱得更紧，好像那是通往中南海的船票。
6月28日清晨，代表团步入中南海怀仁堂。大厅里光线柔和，却比边疆的日头更炽热。毛泽东步履稳健走来，向每位代表致意。终于，轮到库尔班。老人双手递上那块被他擦得锃亮的羊毛毯，目光炯炯。毛泽东握住他的手，微微点头：“你这么远赶来，很不容易，谢谢。”一句朴实的感谢，让他整个人像是在冬日阳光下突然焚起的篝火，眼里闪着泪光，却牢牢挺直了腰杆。旁边的翻译刚要开口，老人已颤声说：“为人民干活，力气越使越有！”短短一句，满是激动，也尽显新时代农民的底气。

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员专程来到代表驻地，为老人送来主席托带的绒布与药材，还转告问候。小院里瞬间沸腾，乡亲们托人带来的信物被一件件拆开，大家围着那块绯红色绒布细看，不敢多摸。有人感慨：“这不仅是礼物，也是把山那边和我们连在一起的纽带。”那天的场景，被摄影记者拍下，刊在《人民日报》上，很快传回天山南北。
库尔班返乡后，立在乡口的那头老驴早没了影踪，但他举着一面写有“民族团结”四个字的锦旗，挨村宣讲北京见闻，鼓励年轻人参加治沙、修渠。1964年，他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1975年病逝前仍在操心合作社的秋收。当地老人常说：“库尔班把自己一辈子的苦难，钉在了旧社会；把后半生的光亮，交给了新中国。”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年代里，一个维吾尔老农的执念，恰如一条坚韧的丝线，把远在天山脚下的村庄，与千里之外的首都紧紧缝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