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武铉究竟是为民请命的道德楷模还是因“三星案”被质疑损公肥私？真实评价如何呢
1987年6月的汉城街头，警棍与标语对峙，人群散开又聚拢，一个戴着老旧黑框眼镜的律师攀上警车大喊宪法条文，沙哑嗓音淹没在催泪弹的白雾里，他叫卢武铉。
那之前，他只是庆尚南道梧洞的贫农之子，高中毕业后靠着油灯自学熬夜，1975年咬牙闯过司法考试。他常说：“书念得少没什么，大不了脑袋多转几圈。”贫寒出身逼着他少谈浪漫，多谈骨气。
军政府年代，戒严令如阴云扣在头顶。釜山群体事件爆发，他和好友文在寅接下辩护，“咱们不能看着学生被判重刑。”文在寅提醒风险，他回一句：“我受得住牢房，他们受得了枪托吗？”那一案让他成了“街头律师”，也把他的名字写进民主运动的名册。

法庭在那时像课堂。检察官宣读起诉书，他翻开宪法，从序言读到附则，硬生生把政治审判拖成宪政公开课。听众里有工人、神父、老师，退庭时都跟着叫好。那股“要么坐满牢，要么把案子打赢”的犟劲儿，日后被包装成理想主义的核心。
步入九十年代，韩国权力地图突变。金泳三、金大中与卢泰愚合纵连横，三党合并掀起满堂彩，唯独卢武铉在国会投下反对票。朋友问他：“一个席位就要丢掉，你图啥？”他抬抬下巴：“咱不做橡皮图章。”席位果然没了，却在釜山留下“硬骨头”的口碑。

互联网浪潮卷来，2002年大选前夜，他的支持者用短信和网络聊天室疯传“支持老卢”。原本稳操胜券的李会昌愣是被这股草根热情冲垮。选举结果揭晓，他与太太在狭窄客厅里对视半天才想起鼓掌，那一刻他47岁。
进了青瓦台才知算盘响声更大。国家要增长，资金、技术、外汇哪个离得开财阀？现代集团因北方工程争议遭检调突击，三星却在研发补贴名单里高歌猛进。“给三星松绑，会不会太冒险？”幕僚低声提醒。他挥手：“让他们跑得快些，国家才有饭吃。”话虽硬，可偏向的天平已被媒体捕捉。
韩国工业化速度惊人，政府与财阀像拴在一根绳上的两只山羊，谁也离不开谁。卢武铉想剪断绳子，又怕羊群直接散进悬崖。结果就是一边高喊公平，一边批准集团参与“新成长动力”项目，既想扶持中小企业，又给三星留绿色通道。两头都不讨好。

矛盾很快反噬。2007年，检方以“第三方受贿”名义查上门，兄长、夫人相继被传唤，数字从几千万韩元滚到几百万美元。对手议员在电视上冷笑：“道德灯塔不也插电走线？”
2009年5月23日清晨，他在烽火村小径上留下一句话：“对不起，让大家失望了。”随后独自上山。护卫追到悬崖边，只看见那顶褪色的登山帽随风打转。青瓦台魔咒再添一笔记录，整整六任总统里已有四人以囚禁或死亡收场。

他的殒落让韩国社会再次围绕“制度与道德”争吵不休。有人拿他和全斗焕做对比，指责财阀早已写进政治基因；也有人强调那份“拼命保护弱者”的初心。无论结论倾向哪边，律师出身、草根逆袭、理想撞墙与自我了断，这四个关键词足够后人翻检很久。
文在寅后来回忆，那年山风很硬，他在灵堂前喃喃自语：“兄长，你说过要把法律写进每个人的日子，可天还是这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