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到延安后，中央三次计划让他再上前线，缘何最终都未能如愿呢？
1944年7月，河南中牟一带硝烟弥漫，前线急电飞往延安。作战会议上，有人提议：“把徐向前同志派到中原去如何？”另一位将领提醒：“他腿伤初愈，若再陷苦战，恐怕难以支撑。”这一句婉转的质疑，把会场气氛拉回三年前——
当时的1940年春，华北战局吃紧，山东解放区却横亘着多条指挥线。115师、八路军一纵、山东纵队、地方武装，你有你的番号，我有我的司令部。彼此并肩作战，却各言其志。罗荣桓在电报里向中央直陈：“若无权威统一，酸枣林也会变成荆棘丛。”很快，中央拍板：徐向前暂且离鲁返延安，参加七大筹备。此举既是调度，也是一次考验，毕竟能整编百废待举的陕甘宁军政机构，同样需要统帅才能。

12月末的延安处处是窑洞土墙，远不及东线战场喧嚣。徐向前到来之初仍心系前敌，常对友人低声说：“枪声在前面，我却守在后院，总觉着不是滋味。”他迅速被安排进入干部训练、联防军建设等繁杂事务。不久，意外降临——1941年2月，延河畔的军马受惊，重蹄踢中他的左髋，骨折、感染，半年都离不开病榻。简陋的医疗条件下，这骨伤几成终身隐患，时痛如锥，行走必须依拐杖。
身体的暗礁，撞上时代的激流。到了1944年，豫湘桂会战让华中、华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中央急需熟谙中原地形的高级将领统筹机动兵团。有人再次在毛泽东面前提起徐向前。毛泽东沉吟片刻：“身体能行么？”周恩来说：“他还在康复期，恐怕强人所难。”最终，王树声披挂南下，徐向前则留在延安主持抗大的扩招与整训——那一年，学院里涌进二万余名学员，后续大反攻的骨干，多半出自这批学生。

抗战结束，国共矛盾骤然激化。1946年夏，中原战场告急，山东前线也因两淮失守而压力剧增。陈毅给延安去电：“兄弟盼老战友来东线相助。”徐向前闻讯，当即写信请战。毛泽东读罢信，对旁人说：“老总心急懂，华东情势瞬息万变，待再作统筹。”9月6日，中央拟电派他出任鲁南前线总指挥，却不到两个月即授意暂缓，理由有二：一是徐向前尚未完全康复，二是华东局势已经转向战略防御，留守邓、陈、薄组合更为稳妥。
时局越发紧迫。1946年11月，国共两军鏖战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转进陕北腹地。临行前夜，延河边篝火旁，徐向前对警卫员说：“再不走上前线，我心里不安。”警卫员愕然：“首长还有伤呢！”他轻轻拍了拍木拐，“刀口上跳舞，是咱的老本行。”没想到，这份执着竟在第二年开花。

1947年春，中原我军发动豫西南战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华北与中原之间急需一支能承上启下的统合力量。中旬的中共中央前委会上，刘伯承建议：“老徐来太行，何尝不可？”毛泽东终于点头。于是，2月，徐向前和身怀六甲的夫人黄杰登上北去的小车，颠簸数日后抵达长治。6月13日，他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主持对华北、华东两大战区的协同。

走出窑洞，踏进前沿指挥所，徐向前的拐杖仍在，却再也无人提“身体能否负荷”。此时的他，顾不上旧伤隐痛，一头扎进邯郸、临汾、运城诸战局，不到一年便把十几万后续兵力训练成熟，补进前线。此后平汉、豫西、晋中几场硬仗，都能看到他拄杖登高、俯瞰敌阵的身影。
回望1940年至1947年这段坎坷历程，三次出征机遇的先后搁浅，并非简单的个人际遇起伏，而是党在衡量“战场缺口、干部健康、组织需要”三张账簿后的取舍。统一根据地指挥，需要干练统领；担负后方建军，同样少不了老帅的才干；而当形势真正需要他带伤再出山，命令便毫不犹豫地落在了他的肩上。徐向前的沉稳服从与勇敢请战，让人们看到，战斗在枪口，也在会议桌，更在每一次冷静而艰难的决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