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正部级干部马天水撤职返乡，亲兄弟拒绝接纳，去世时的情况令人感到惋惜和感叹！
1949年4月的长江江面雾气很重，一支临时编成的队伍正悄悄渡河。船舱里，一位脸庞清瘦的中年人低声嘱咐：“不要乱开枪，到了南岸先找老乡做向导。”有人答道：“马政委放心。”一句简短对话，记录了南下干部的日常。那位政委，就是后来在上海工业口打出名声的马天水。
他的根在河北唐县。1911年，他出生在南上素村一个贫寒农家，念过几年私塾，又考进县立师范。三尺讲台让他看见了乡村疾苦，也让他明白，课堂之外更需要改变。1931年前后，地下党在保定一带招募青年，他悄悄加入，从此走上一条与粉笔相反的道路。晋察冀军区后来统计，唐县能写会算又熟悉乡土的年轻人屈指可数，他便成了游击队骨干。

抗战最艰难的几年，他带着一支百十号人的小分队，在太行山一带打游击。没有成排的大炮，也没充足的弹药，胜败往往只在一袋炸药、一次夜袭。一回，他摸黑爬到日军临时据点，悄声吩咐：“梯子别响。”炸药点燃后，他第一个翻墙而出，身后火光冲天。那一夜，日军付出惨重代价，当地无数百姓第一次看到敌人碉楼可以被炸塌，斗志为之一振。类似的战斗写进了晋察冀战史，却鲜有人知道策划者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

战争尾声，中央决定大批华北干部南下。对于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来说，江南的水网、方言、饮食都是挑战。“牛马纵队”于是成军，队长牛树才，政委马天水。任务只有一句：把新政权扎进陌生土地。途中断炊，马天水把行军锅里最后一碗稀粥推给小通讯员：“孩子还在长身子，你得顶住。”这一碗粥后来常被传为佳话。抵达皖南山区时，土匪、疟疾、饥荒轮番登场，纵队却硬是把第一个县政府牌子挂了起来，三个月清匪上百，四个月完成丈量土地，年底把课税表亲手送到田间地头。南北差异虽大，但塘坝修起、集市办成，老百姓说：“这些北方来的干部，脚底沾了泥。”
1956年，马天水奉调上海。彼时的十里洋场刚从战火废墟里爬起来，机器老旧，技术人员流失严重，订单千头万绪。马天水却跑得比厂里的运输车还勤，一年里走遍千余家工厂，连哪栋厂房屋顶漏水都了然于心。老工程师马鞭文回忆：“这位书记进车间第一句话问：‘机床转速够不够？’可见行家。”上海汽轮机厂、上柴厂后来能在“五年计划”中拔头筹，老工人常说是马书记把他们的问题一件件记在小本上，再搬到市委会上拍板解决的。

然而，政治风向一变，所有努力都有可能瞬间归零。1966年之后，他先是尽力稳人心，后来亦难逃旋涡，被隔离审查。多年牢狱和批斗让他体弱多病，精神状态急转直下。1978年春，组织宣布撤销其职务、保留党籍，允许回原籍静养。兄弟乡邻虽同情，却缺乏照护能力，乡间医疗条件也拮据，病情几度反复。一次深夜，他在院子里踉跄徘徊，嘴里喃喃：“快准备弹药，敌人要来了。”弟弟只得报警，请卫生员强行送医。
1980年代初，上级考虑其病况与过往功劳，将他接回上海治疗。医护人员惊讶地发现，昔日熟稔全市工业布局的老领导，竟对病房里的点滴架反复检视，仿佛那是车床的主轴。治疗期间，老部下常来看望，他有时清醒，会连续询问某厂的产量、设备更新，仿佛仍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可下一刻，他又陷入沉默。1988年深秋，他在瑞金医院病房里安静离世，终年77岁。

审视这条曲折的生命线，人们会发现一条隐秘的逻辑：出身卑微的乡村教师，凭借动员群众的本领升至正部级；从太行山烈火中折回，又在黄浦江畔躬身治理千家工厂；时代变奏，他跌落谷底，甚至被精神疾病缠住。不同舞台，相同的是那股子实干与执着。它曾让他崛起，也在风云突变时显得苍白。这样的轨迹，既印证了基层干部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分量，也提醒后来者：个人浮沉，往往逃不脱时代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