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战役，青海马家军主力被歼灭，国民党中央军退守河西走廊。彭铭鼎要策动起义，就故意问黄祖埙：“大局如此严重，怎么办？”黄祖埙说：“死也不投降。”彭铭鼎见黄祖埙态度这么强硬，只能说：“我是说应该如何做好长期准备，你怎么就说到投降了呢？”
1949年8月的兰州，不只是一座城的得失。兰州战役结束后，西北战场的门被彻底打开。
青海马家军主力遭到重创，原本还想依托甘肃、青海继续周旋的国民党部队，一下子失去了最能打的一支力量。兰州在8月26日被解放军攻克后，败局很快向西蔓延。

河西走廊成了国民党残余部队最后还能抓住的一条线。这里地形狭长，向西连着新疆，向南靠近青海，过去是交通要道，此时却更像一条退路。
可退到河西，并不等于还有翻盘机会。驻守那里的国民党中央军，主要是第91军和新组建不久的第120军。
这两支部队听起来番号不小，但实际战斗力并不强，装备、士气、训练都难以支撑长期作战。第91军军长黄祖埙，就是这个局面里的关键人物。
他是浙江浦江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出身，资历并不浅。早在抗战时期，他就担任过第27军副军长兼第46师师长。
第46师由教导总队改编而来，在国民党军序列里原本有一定分量。但黄祖埙的仕途并没有一路顺下去，第27军在太行山区同日军作战时损失很重，这件事影响了他的后续发展。
后来他长期担任副职，直到1947年7月才出任整编第23师师长。这个师常年驻在河西走廊，远离主战场，实战经验有限。
1948年9月，国民党军恢复军、师番号，整编第23师改为第91军。原来的新编第4旅改称第173师，整编第191旅改称第191师。
纸面上看，番号完整，编制也还在，但这些部队多年守备边地，和解放军主力正面对抗，底气明显不足。兰州一丢，河西走廊内部的气氛就变了。
很多将领心里清楚，继续硬撑并没有多少意义。解放军西进速度很快，军心也在动摇，如果再打下去，结果多半是部队被打散，地方也要跟着遭殃。
彭铭鼎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开始活动的。他看出来了，河西残部如果想少流血，最现实的路就是起义。
可是起义不是喊一句口号就能办成的，军中还有人态度强硬，尤其是黄祖埙这样的人，公开谈“起义”很容易把事情弄僵。于是，彭铭鼎没有直接把话挑明，而是故意试探黄祖埙。
他问：“大局如此严重，怎么办？”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商量对策，实际上是在看对方还有没有转圜余地。
黄祖埙的回答很干脆：“死也不投降。”
这一句话，把两个人的想法全摆出来了。黄祖埙把局势理解成要不要投降的问题，彭铭鼎却想把部队往和平起义的方向带。
彭铭鼎见他态度太硬，只能马上圆回来，说自己问的是怎么做长期准备，不是说投降。这段对话很有意思。
它不是普通的争论，而是河西走廊国民党残部内部心态的缩影。有人已经看到大势，有人还抓着旧立场不放；有人想保全部队和地方，有人还想着以个人忠诚对抗整个战场变化。
当时的黄祖埙并不是没有判断能力，他身在河西，不可能不知道兰州战役后的局面，青海马家军主力被歼灭，西北国民党军队最重要的屏障已经倒下。第91军和第120军这种力量，想单独挡住解放军西进，难度可想而知。
可黄祖埙还是不愿转向。他的态度，既有黄埔出身带来的旧军人观念，也有长期效忠国民党体系形成的惯性。
问题在于，战场从来不只看个人态度。部队能不能打，士兵愿不愿打，后方还能不能支撑，这些比一句硬话更现实。
河西走廊内部真正复杂的地方也在这里，起义派并不是单纯怕打，他们更清楚再打下去没有胜算，抗拒起义的人也不是完全看不到危机，只是他们不愿承认旧秩序已经走到尽头。两种想法撞在一起，才有了彭铭鼎和黄祖埙这场绕着弯子的谈话。
不久后，事情走向更明显，1949年9月23日，刘任等人在酒泉准备乘飞机离开。原定起飞时间是早上7点，黄祖埙本来也想搭这班飞机走。
可刘任命令飞机提前起飞，把黄祖埙留在了地面。黄祖埙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飞走。
他当场昏倒，醒来后仍然怒骂不止。这件事看似是一次临时变故，实际上暴露了国民党残部内部的互不信任。
到了最后关头，所谓同一阵营的人，也未必会互相照应。没能坐飞机离开后，黄祖埙已经很难再控制局面。
部队内部起义呼声越来越高，他阻止不了大势，又不愿一起转向，便走向了另一条路。据相关记载，他命令特务在酒泉城内制造破坏，自己还亲自到第91军军用仓库放火。
而酒泉方面的形势则继续朝和平解决推进，1949年9月下旬，河西走廊国民党残部陆续走向起义。第91军、第120军及相关部队的态度变化，使河西战事没有演变成大规模消耗战，也让许多普通士兵避免了无意义的牺牲。
从兰州到酒泉，短短一个月左右，西北战局就完成了决定性转换。兰州战役打掉的是马步芳集团的主力，河西起义瓦解的则是国民党在西北继续支撑的最后幻想。
军事上的失败，最终引发了政治和心理上的崩塌。黄祖埙和彭铭鼎的不同选择，也让这段历史更有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