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去世前一年经济困窘，寄住在胡适家中，夏日竟只有一件白衬衣可以替换穿着吗？
1931年初春的北平，西郊还残着薄雪，城里却已弥漫纸烟与豆汁的混味。走进北大三院，讲师们拎着书卷，口袋里最多装着两三块“京洋”，不妨碍他们谈尼采、谈杜甫，也顺口抱怨房租。那一年，校方给讲师开出的月薪大多在五六百块大洋上下，日子并不宽裕，却也足够一个单身汉在南城租间带炕的小屋。偏偏新来的徐志摩不是一个人生活。
不久前，他从上海赶来，托胡适把卧室挪到三楼的一隅。木楼梯一踩就咯吱作响，房间只放得下一张小床和一架写字台，墙角挂着一件被晒得发灰的白布长褂。那是徐志摩在北京的惟一外衣，连夏天也舍不得多添一件新衫。每晚他伏在黄豆油灯下改学生作业，偶尔抬头，就能听见窗外的京腔吆喝声，此情此景距他想象中的“闲情燕市”相去甚远。
胡适看在眼里，免不了关切几句：“老弟，衣裳也太单薄，何不添两件呢？”

“囊中羞涩，只能将就。”徐志摩笑得潇洒，“诗人嘛，本就该薄衣轻裘。”
话虽半真半假，胡适却明白，他这位老友的困顿，多半在千里之外的上海。
陆小曼的生活步调与北平截然不同。法租界的舞会、鸦片馆、洋行首饰店无不吞掉大洋。常驻的厨子、护士、司机、女佣，月月都要支薪。徐志摩算过一笔账：房租九十五、佣人费一百八、鸦片八十、日常杂费百余……即便北大和女大两份薪水加上稿费，每月仍要倒欠。6月14日深夜，他写下一封长信，页脚歪歪扭扭：“小曼，若你愿意北来，起码可以省下一半。”信封一合，他仿佛合上了自己的呼吸。

陆小曼回信只有寥寥数行：“北平太冷，亦太寂寞；况我病不能行。”字迹娟秀，却拒绝得干脆。往后几个月，徐志摩在京沪间来回折腾，火车票一次要二十七块，软卧再加十五。到上海方知佣人又换了，花费更盛，他只好奔赴法租界山西路48号，敲开前妻张幼仪的“范园”铁门。
张幼仪给了他几张面额百元的支票，又递来一件新西装外套。“穿着吧，别再拿那件白褂见客。”徐志摩苦笑，“欠你的，来世还。”她没答，只让裁缝把袖子再放长一寸。两人已离婚五年，却在账本上仍是并肩行走的伙伴。

需要钱的不止徐志摩一个人，民国文坛里，靠讲课与稿费养家的作家比比皆是。北平大街一碗羊肉泡七分钱，上海法租界同样一碗要一角二分；可舞场每两小时须十二块，外加女伴小费。文学青年往往白昼在课堂教莎士比亚，到了夜里却要在俱乐部硬撑面子，那种“精神现代、钱包旧式”的落差，使得不少人不得不靠朋友拆东墙补西墙。
1931年秋天，林徽因在北京举办建筑讲座，徐志摩对友人说：“我得去听，那是她的新研究。”北京航空公司恰好举办宣传飞行，提供几张免费机票。有人劝他乘火车更稳妥，他摆摆手：“省下来的钱寄回上海，还有用处。”那天清晨，他拎着一只旧帆布袋，里面塞着几本新出版的诗集，外衣仍是那件褪色白褂，只是在张幼仪的外套下看不出来。
飞机自南京起飞后，遭遇浓雾折返，又于11月19日上午11时多在济南●四眼井附近坠毁。两日后，胡适接到电报，沉默许久，只摘下眼镜擦了又擦。北平朋友圈里，没人再见到那个嬉笑着念浪漫诗句的青年。

意外之后，上海黄浦江畔的那幢小洋房先是静悄悄，随后账单如潮水涌来。陆小曼把首饰送拍，依旧填不满窟窿；张幼仪则挑灯整理手稿、付印诗集，稿酬分文不取，全数用来清债。多年后，人们惊叹她的宽厚，却少有人记起，那些诗原稿里仍残存着淡淡的豆汁味与烟痕——正是北平三楼小屋蜡黄灯光下留下的痕迹。
徐志摩曾说，“生命像向日葵，永远朝着太阳。”然而在那段逼仄的日子里，太阳高悬，口袋却空，他仍要举花迎光。浪漫与现实的碰撞，终把诗人的身影定格在济南郊外的残骸中；也让后人明白，一个时代再热烈，也难免有人在风中瑟缩，捂着那件单薄白褂，追一场注定无法降落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