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延安全会：统一路线，不搞人事“清算”


问题最终还得在党内解决。国际方面的共识，只是提供了一块坚实背景板。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全会时间长，议题重，既有对抗战一年多来的总结，也有对统一战线和党在抗战中作用的再定位。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新阶段”的报告，强调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既不能离开统一战线，更不能在统一战线中迷失方向。报告中，他用了大量篇幅谈敌后战场的重要性，谈根据地建设、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他再一次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胜利不在一时一地，而在于长期力量对比的变化。

全会的讨论，对王明在武汉时期的某些主张和做法，提出了批评。主要问题集中在两点：过分夸大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主导作用，忽视共产党在敌后独立开展斗争的必要性；在组织上形成“另一个中心”，影响中央权威和决议执行。

在批评中，王明也作出检讨，对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表示承认。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这次全会并没有采取某种激烈的人事处理方式，更没有搞什么“清算”。会议最后决定，撤销长江局这个机构，恢复中央统一领导的原则；同时，安排王明担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继续在他较为擅长的统战领域发挥作用。

这个安排，颇值得玩味。一方面，它明确表明，路线必须服从实践检验，不能因为某人有“国际背景”或理论资历，就可以压倒战场上的经验；另一方面，又避免简单地把错误归结到个人身上，以免制造新的分裂。可以说，六中全会在组织调整上，体现出一种更成熟的处理方式：抓路线，稳队伍。

从遵义会议算起，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在一次次实战和路线调整中逐步形成的。六中全会后，他在全党范围内的权威也更加确立。这种权威，并不是通过一纸任命产生，而是在对抗战形势判断准确、敌后战场实际成效突出的基础上，被越来越多干部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的局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在武汉外围苦战，敌人压力越来越大。到1938年底，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正是在这样一个节点上，中共中央完成了路线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调整，把精力集中到如何在敌后进一步拓展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上。


抗战的后续发展证明，六中全会确立的独立自主方针，对中国共产党在敌后迅速壮大起到了关键作用。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根据地陆续发展起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为全国抗战大局提供了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