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溥仪，对溥仪自传评价道：你把自己写坏了，我实在看不下去！
1961年深秋，北京植物园的温室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味，一位头发花白的技术员正蹲在花架下查看兰草根须。很少有人认得出，这个戴着旧框眼镜的人，正是12年前的伪满“执政”爱新觉罗·溥仪。
战犯改造自1950年代起成体系展开，核心要义有二：一是让曾经的对立者面对历史，二是给他们重新做人的起点。对多数关押者来说，这场教育是从认罪书开始；而对出身特殊的溥仪，难度更在于他得先学会用公民的眼光回望皇帝经历。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礼堂里宣读特赦令。法槌落下，工整的名单中出现“溥仪”二字，54岁的他合掌垂首，神情木然。散会时，所里把那只被扣押十年的老怀表交还，他抚摸着表壳，喃喃一句：“从前的时间过去了。”

回到北京，他被临时安置在前门附近的招待所。有人担心市民反感，结果周围摊贩递来热茶，一句“您可别客气”，让这个昔日的紫禁城主人第一次体会到市井的温度。几周后，他被分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学习植树和嫁接，起早贪黑，手上起了血泡也不敢停。
周恩来专门抽空来看他。总理取下帽子擦汗，说道：“社会的门已经为你打开，敢不敢推门进去？”溥仪站得笔直，“我愿意试一试。”随后，他被安排参加西城区人民代表选举。盖章、投票，对他而言全是新鲜事，比登基大典更让心跳。

真正的考验在1962年1月31日。那天晚上，溥仪随政协委员一道赴中南海，席间见到毛泽东。主席端起茶盏，随口夾起一筷苦瓜送到他碗里，笑问：“喜欢吗？”溥仪忙起身致谢。聊到他正在撰写的自传，毛泽东语气忽然转严：“这书我看了几章，看不下去，你把自己写得太坏。历史是历史，错误要写，但不能只剩忏悔。”溥仪低声辩解：“实话实说……”毛泽东摇头：“真实之外，还要有启示，让后来人读懂变化。”
那一夜的谈话，像一盆凉水，也像一记重锤。溥仪回到住处，连夜在书稿上加了一句：“写史为镜，不是为鞭自虐。”后来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删去不少情绪化文字，增添了对制度更迭的思考。

同年10月，他与在朝内大街医院工作的护士李淑贤登记结婚。有人揶揄他“克妻”，他却拍着胸口说：“此生再不负人。”婚后常有人在北京街头看到这对朴素的夫妻骑车出行，过去侍从成群的皇帝，终于学会了自己打饭、缝钮扣。
溥仪的家事之外，民族身份的巨变同样引人注目。辛亥之后，满洲旧权力土崩瓦解，全国清册上登记的满族只余8万余口；到1956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个数字已膨胀到240万。民族平等政策鼓励散居各地的满族人恢复族属，也让“爱新觉罗”这个姓氏走出昔日的政治阴影。溥仪的七叔载涛此时已是全国人大代表，常带着侄儿参加会议。有人问溥仪感受，他略一沉吟：“国家不再分谁是龙种、谁是草民，才有今天。”
政策的包容并未消除他内心偶尔闪现的旧影。一次与沈醉逛故宫，看到太和殿前的铜鹤，他拍了拍栏杆：“从前我是它的主人，如今倒像它在看我。”沈醉笑道：“看得见就好，过去已关在宫墙里，咱们得往前走。”两位昔日对立面的握手，诠释了时代变奏。

1963年11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朋友时，再次提到溥仪：“他写书，不该把自己写成十恶不赦。人能变好，该让世界知道。”几句闲谈，折射出对待历史的态度——既不神化，也不苛责，而是留下改过自新的可能。
不久后，植物园里修建起一块小实验田。溥仪每天拄着木棍松土、修枝，偶尔给年轻工友谈起宫里如何移栽玉兰，言语淡然。有人问他还想不想回紫禁城，他笑说：“那是博物馆，不是我家。”午后阳光照在他布衣上，不远处红墙金瓦在秋风里微微发亮，像一场遥远的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