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女知青回城前对追车男友喊分手，没想到回家却遭母亲无情驱赶，这是什么原因？
1977年10月，王楼大队的晒谷场上响起小喇叭：“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晒红了脸的庄稼汉停下木锨，抬头愣住。人群里不见于文娟，她几天前刚刚从南京回到村子，正抱着胃口不佳的身子在土屋里歇息。听到广播，她对丈夫王胜利低声说：“要不，你去考？”王胜利笑着摆手：“书本早荒草一丈高喽，你是读书人，你先顾好娃。”
七年前，16岁的于文娟跟着南京知青大队踏上这片陌生的黄土地。那会儿的她，梳着麻花辫，字典不离手，对田埂上一切都怀着戒心。头一次下田扎秧，水冷得刺骨，脚被草壳划破，是王胜利扛她上岸，撕下自己的衬衣袖子给她包扎。傍晚收工，他递过一双老棉鞋：“地里凉，穿这个。”于文娟愣住，半天才憋出一句：“谢谢。”从那天起，两人的名字就被悄悄写在生产队的墙根闲话里。
知青在乡下过得并不浪漫。缺粮、挑粪、补漏，夜里听见野猫打架都要抄起锄头。可也正是那些日子，让城市孩子学会了刈草、上房修瓦，也学会了在星空下咬牙说：“再撑一撑。”王胜利的木匠手艺在十里八乡数得上号，他常把椽木刨得光亮，再悄悄给文娟刻一朵小梅花，“瞧，南京的梅花不就长这样？”对话里没一句热烈告白，却胜过千言万语。

1977年夏末，蚌埠地区陆续传来“可以回城”的风声。县里开知青会议，队里点名时，于文娟低着头，心里五味杂陈。留，意味着继续跟胜利挤在那间透风的土坯房；走，便能回到长江边的红砖老屋，母亲早已写信让她回来准备考试。临行前一夜，王胜利只说了三个字：“等你呢。”她没吭声，只把那双旧棉鞋留在了他门口。
返城路上，她在徐州站挤上绿皮车。列车缓缓启动，窗外的王胜利提着口袋穷追。汽笛轰鸣，她隔窗喊：“别等了！”话音散在风里，谁也没听清。车厢摇晃，她手揣在兜里，掌心却抓着那块被磨得发亮的木刻梅花。

南京的日子本该轻松。可返城第四天，她在医院得知怀孕四十天。母亲脸色比窗外秋雨还冷：“立刻去医院！”父亲沉默良久，只吐出一句：“趁早了断。”争吵三天三夜，无果。夜深人静，门轻轻合上，于文娟提着一只旧帆布包，攥着两张来回车票，踏上逆流而上的列车。
回到王楼的那天，秋麦已割，麦秸垛像一座座小山。王胜利正在场院里修犁，她走过去站在一旁，他抬头，手里的锤子差点掉地：“你……怎么又回来了？”“家里不留我。”她一句话说尽全部。那晚，全村人都知道生产队开了两桌席面，队长笑得满脸皱纹：“知青闺女要成婆喽！”
冬去春来，1978年腊月，淮北平原飘起了第一场小雪。屋里炕头，虎娃哇哇学步；墙角多了一架吱呀作响的手摇缝纫机，这是两人用卖麦子的余钱加上王胜利赶集补的木活买下的。于文娟临时顶了村小学的课，白天教孩子写字，夜里挑灯备课。“你辛苦不？”王胜利边磨刨刀边问。“比南京轻松。”她拢了拢额前碎发，笑里带着倔劲。

日子慢慢推着人往前走。1980年春节前，王胜利主动说：“带娃回趟南京吧，老人家该想孙子了。”于文娟心里没底：“回去，他们不认……”话没说完，王胜利抖了抖身上新洗的蓝粗布褂子：“一家人，总得见面。”于是，两口子抱着孩子，背篓里塞满自家晒干的红薯干和芝麻糖。
敲开南京老屋门，母亲愣了足足三秒，目光掠过外孙，再落到女儿干瘦的脸庞，眼角微颤，却只是转身去厨房：“进来吧，饭还热着。”晚饭桌上，父亲给王胜利倒了杯温酒，低声说：“乡下辛苦吧？”王胜利端起酒碗：“日子苦点，人好就成。”一句话让老人家低头抹了把眼角，屋里再没人提当年的争执。
那之后，公社中学缺师资，县里下文招聘民办教师。于文娟顶着“函授在读”的名义去应聘，留下一句玩笑：“当年要是考大学，说不定还回不了这儿。”她被录取，每月有了二十几块钱的工资。王胜利接了更多木活儿，置了两头猪，一年后盖起三间青瓦房。乡亲们说，这家活得像模像样。

知青大潮最终掀起了几十万人的城市回流，档案、户口、工作，一桩桩都牵动人心。可在王楼，还有七名知青选择留下来，有的当了兽医，有的开起磨坊。原因各不相同，却都离不开一个字：根。有时是爱情，有时是习惯，还有时，是在这片土地上第一次被需要的踏实感。
很多年后，于文娟常带学生去田埂写生。孩子们问：“老师，城里多好，你为啥喜欢这里？”她想了想，指着远处忙活的王胜利说：“因为那边有人等我。”话音轻，却落地有声。风过麦浪，掠起一阵沙沙响，像是在给这段被时光淘洗的选择，作最质朴的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