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因不愿接受手术迟迟犹豫，唐由之巧用一句诗词劝解，竟令主席欣然同意进行治疗！
1962年初春，北京协和医院的一间实验室里，一支新型白内障针拨套管正悄悄试制成功，这项技术后来为一位耄耋老人带来了短暂而又宝贵的光明。
这种融汇中医“膏霞针拨”思路与显微外科理念的手术方式，由时任广安门医院眼科主任的唐由之历经数年改良，切口极小，不缝线，配合中药冲洗液，可在高龄患者身上减少术后反应。彼时，中国对高精密眼科器械仍依赖进口，国产试制的显微套管因加工精度受限，常被视为“备用件”。然而唐由之坚信，掌握自己制造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感。
技术准备就绪，真正的考验出现在1975年。上半年，多学科会诊在解放军305医院持续数周，核心病例编号仅为一个朴素的“001”。分析结果一致：双眼晶状体进入膨胀期，视物只能分辨大致光影，拖延等同于彻底失明。最棘手的并非手术难度，而是病人年逾82岁，伴有慢性支气管炎，麻醉与术后咳嗽都可能让眼压失控。

众人等待的那位病人就是毛泽东。面对手术建议，他给出两个字：“再缓。”一旁的护理人员张玉凤低声提醒：“主席，现在翻书都看不清了。” 毛泽东把书合上，只摇头：“能听人念，也成。”
阻力不只来自对风险的担忧，更关乎时间。那一年他仍批阅文件到深夜，会议接连不断。唐由之被推到病榻前，没有急于劝说，而是先谈病理，再谈方法。他把自创手术的示意图铺在小桌上，用放大镜给主席演示切口路线，末了取出那支国产套管。毛泽东眯眼看了看，忽地问：“外国货？”
“不是，”唐由之回答，“北京二机部刚刚车出的，咱自己人造的。”
这句“自己人造”像是敲在了老人的心口。迟疑片刻，他把茶杯轻轻一放：“既然如此，等我想想。”

夜深，毛泽东翻阅白居易诗集，停在“应怜屐齿印苍苔”一行。第二天他叫来唐由之，笑道：“你昨夜睡得可好？”
“惴惴不安。”
“我也是。就按你的方案试试吧。”对话不过三句，结局已定。

7月23日下午，杭州梅雨刚歇，两台空调和一台恒温箱把书房温度固定在26℃。手术台是特制长案，四周堆满文件。消毒布掀开，唐由之捻针、拨囊、套出，一气呵成，仅七分钟。伴奏来自角落里的老式留声机，《满江红》曲调铿锵。麻醉未尽，毛泽东突然扬声：“此曲好，比手术刀还利落。”手术成功，晶状体被完整取出，创面只需微压即闭合。
当晚，他执意取下纱布，抬头看着灯：“亮得很。”医生们心惊胆战，倒也没出意外。术后第二天，他已握笔批示文件。唐由之不得不再三解释：“术后用眼需克制。”老人摆摆手：“国事不能停。”
1975年冬，唐由之回到中南海复查，左眼视力保持，右眼却已近失明。本拟来年再做一侧手术，可惜天不遂人。1976年1月8日凌晨，周恩来病逝的讣告传来。毛泽东沉默许久，将手中书页合上，没有开灯，只要张玉凤念给他听。
随后半年里，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接踵而至。每次噩耗，他都要人把《枯树赋》拿来，靠模糊的视线摸读几句，似在对话，也像是在告别。“人皆有死，死而不朽，”他常轻声念叨。孟锦云回忆，那声音低哑，偶尔夹着一阵久咳。

医学记录显示，秋季进入北京最干燥时，他的肺部感染已无法逆转，连夜间吸氧也难以保持血氧。9月初，唐由之再次被召，却终究无力回天。9月9日凌晨，紫禁城里的灯熄了一盏，中国历史翻到新页。
回望那场眼科手术，人们常关注那句让病人改变主意的诗，其实更重要的是背后几股力量：一是技术上的中西合璧，使高龄白内障摘除成为可能；二是医者以文化沟通，突破患者的心理壁垒；三是对国产器械的坚持，折射当时国家工业自立的决心。医学、人心与时代，被那盏手术灯短暂照亮，却也定格成弥足珍贵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