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去世后，洛杉矶影迷医生透露：他曾有精神分裂症长达近一年期间吗？
1973年8月24日，洛杉矶格劳曼中国戏院华灯初上，《龙争虎斗》的海报高悬。人群涌动，却弥漫着说不清的低气压——就在这部影片公映前一个月，32岁的主角李小龙已在香港猝然离世。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位自称多年影迷的加州精神科医师当晚给媒体递上一份声明：李小龙生前接受过近一年的“精神分裂症”治疗。话音一出，观众的掌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交头接耳的惊诧。
在聚光灯下成长的人，总被想象包裹。李小龙的形象，向来是“钢筋铁骨、拳破青砖”，仿佛与脆弱绝缘。可就在其事业狂飙之际，他的神经系统却悄悄拉响警报。1973年5月10日，香港嘉禾的录音棚温度逼近40摄氏度，他突感眩晕，两度倒地。现场助手回忆：“他脸色发青，好像被抽走了魂。”送医后，脑压偏高的诊断留在病历上，更多症结却被层层包裹。

窥一斑而知全豹，还得把镜头拉回更早。1961年，李小龙在华盛顿州立学院攻读哲学，白天背康德，夜晚在车库挥拳脚。他喜欢对学生说：“拳术是字母，组合成句子要靠思考。”腰伤那年，他躺在床上画出了截拳道的第一张示意图：短桥快打、以无法为有法。这份稿纸日后被琳达裱进镜框，挂在西雅图旧居墙上。
可创派的光环并不能挡住外在的质疑。好莱坞制片人坦言，雇用一个华人主角“是场豪赌”；香港同行又催片又压预算。双重市场、双重期待，压得他夜不能寐。1972年《精武门》破纪录上映，他却在后台自言自语：“时间不多了，要拍完下一部。”朋友施里芬劝他歇一歇，他苦笑，“拳脚会生锈，镜头不会等。”

医学层面，70年代东西方对“精神分裂症”定义并不一致。美国最新版《DSM-II》强调幻觉与思维断裂，香港医生却更在乎患者是否“出格”。李小龙的症状夹在两种标准之间：既有短暂失眠、情绪亢奋，也伴随偶发的思维跳跃。洛杉矶那位医师回忆，“他每周一次心理访谈，常谈到‘突破形体的牢笼’，结尾却突然沉默，好像被什么巨网卷走。”
“你要不要停机？！”邹文怀在片场冲他喊。李小龙却摇头：“观众等着。”旁边的录音师叹口气，“可你连眼神都飘了。”几句对话如暗流，记录了那段日渐紧绷的神经。活在镜头里，退场便成奢望。

7月20日晚，李小龙在好友家商议剧本，再次头痛欲裂。他服下一片止痛药，躺下后没再醒来。伊丽莎白医院急救记录显示，送达时瞳孔放大，呼吸微弱；抢救持续十五分钟，宣告失败。死因报告写着“脑水肿合并不明过敏反应”，对精神病史只字未提，这也给各种猜测留下缺口。
葬礼三天，香江道路近乎瘫痪。琳达遵循中国礼俗，披麻戴孝，她的花圈只有四字：“缘续来生”。李国豪站在人群后抿嘴不语，他还不到9岁；李香凝抱着父亲的照片，眼神茫然。那些依靠银幕认识李小龙的人，这才第一次直面“英雄也会病倒”这一现实。

有意思的是，此后关于“精神分裂”与否的争论，比死因调查更久。影迷里有人痛斥媒体“毁神”，医学界则提醒公众：巨大的社会期望，对本就易感焦虑的人是慢性毒素。若放到今天，李小龙或许会被归入“躁郁谱系”，也可能得到更系统的干预；但在1973年，中西医疗隔阂、明星高压、病耻观念交织成死结，无人能及时解开。
李小龙留在银幕里的身影依旧矫健，可病历夹上那几页备注，提醒后人：体魄与精神不必对立，硬桥硬马也需要休止符。风声依旧呼啸，截拳道道馆遍布全球，馆壁上常贴着他的那句话——“吸收有用，摒弃无用”。若将这句话套在健康议题上，也未尝不是另一种武学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