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籍红军军团长49岁去世，后被列入33位军事家名单，一生从未打过败仗是真的吗？
1935年早春的一天清晨，贵州北盘江薄雾未散，红九军团一支百余人的小分队悄悄点起篝火，故意把锅碗碰得叮当响，弄出“万人驻扎”的声势。几公里外，数倍于己的追兵被这动静困在河谷，误判主力仍在前方，迟迟不敢渡江。指挥这场“空城计”的中年军官腰系短刀，面庞黝黑，眼神锐利——他叫罗炳辉。
这样灵活的遮蔽行动，并非偶然的灵感。罗炳辉习惯在看似寡不敌众的局面里寻找“别出心裁”的生机。滇东北彝良贫瘠的山谷给他少年时代留下的，是田亩被豪强鲸吞后的无助，也是用头脑与勇气换出路的本能。贫穷、诉讼、逃荒，他的小学未毕便被推上社会，只有一腔犟劲儿，“不服输、不怕事”成了日后行军打仗的原色。
成年后他进了滇军。那支部队虽然号称“精锐”，在军阀混战里却多次被推上最危险的锋线。护国、靖边、直奉混战，枪林弹雨像刮山风一般常见。罗炳辉在炮火里摸索出两条准则：一是凡战必做充分侦察；二是把士兵放在最合适的地形。当时的老营长曾嗔怪他“管得太细”，可一到实战，全营损失最小的总是他的排、他的连。

1929年冬，江西吉安城外夜色幽暗。一队便衣潜入城门时，守将罗炳辉却突然下令：“不开炮。”同行军官低声急问：“敌人要跑了！”罗炳辉摇头，“他们是自己人。”那几位“犯人”正是秘密联络的共产党。数周后，他干脆将部队领进山冈，同当地游击队汇合，一纸宣言脱离旧军阀。此举在当年风声鹤唳的江西不啻雷霆，却让工农红军多了一员了解旧军制、又懂乡情的指挥员。
新鲜血液带来新打法。面对国民党第二次“围剿”，中央苏区兵力吃紧，罗炳辉主动请缨牵制南昌外围。“给你一千人，能撑几天？”上级试探。“能拖住他们半月。”他答得干脆。事实比承诺更硬：牛行车站一带爆破、佯攻、夜袭层出不穷，敌方师部三日不敢贸进，给主力赢得宝贵喘息。

第三次“围剿”更为凶险。罗炳辉亲自绘制示意图，把几条山岭比作手掌，五个指头就是五支分队，移动如同“梅花点”。多年后有人将其概括为“梅花战术”，要义其实简单：分散机动、随时聚合、相互牵制。褒贬之辞各异，但数字最有说服力——局部兵力之比常在一比五甚至一比十以上，战线却总能顶住。
长征开始时，他的红九军团担任左翼掩护。川黔之间山高谷深，后有追兵，前遭堵截，部队数度被切割。他索性让各纵队就地化整为零，夜行昼伏，碎成数十股在黔北一带搅动敌后。主力跨过乌江后，红九军团硬是在层层“梳篦”中突出重围，翻山回来时，编制居然没少，连缴获的两大藤箱银圆也一分不少地封存上交。战友私下感慨：“这支队伍像长在山里的藤蔓，割不断。”
“放心，仗是打给敌人看的，不是给自己送命。”他喜欢这样开玩笑。战友提醒他别太拼，罗炳辉总摆摆手：“说不定哪天就没机会拼了。”一句戏言，却成了不幸的预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皖南与陈毅率第一支队转战江淮。日伪据守交通要道，兵力、装备均占上风，硬碰硬等于找死。罗炳辉把多年磨出的“梅花点”扩展成“多点穿插”，小股深入、迅速离开，兵站、炮楼屡遭拔除。有时候，一夜之间七八处据点火光连成一线，日军摸不清对手底细，只能疲于奔命。陈毅笑称：“罗老总做的，不是棋局，是变戏法。”
可身体不再听话。疟疾、旧伤、肺病轮番上阵，稍喘口气就会咳血。1946年4月，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恰逢苏皖解放区北撤，华东局势绷得像满弦的弓。枣庄是鲁南咽喉，国民党先期占据高地，火车站、矿井易守难攻，攻克它才能接通兖枣铁路。
作战会议里，有人劝他留在后方指挥。他拍着沙盘回应：“山头我背也要上，兵心得看见我。”没人再劝。6月16日凌晨，浓烟掩映下，突击队沿铁轨猛冲；16小时后，枣庄城头插上了部队缴来的铁道红旗。夜幕降临，罗炳辉握住参谋的手：“别耽搁，接着东追。”话音未落，一阵剧烈咳嗽，血迹染红了作战图。

5天后，他在指挥所里离开人世，年仅49岁。消息传到部队，许多老兵伫立雨中，枪口倒插泥地。1946年夏季的华东天空阴云密布，却无人敢言退缩——那是他留下的最后一道军令。
40多年后，中央军委评定33位军事家，云南籍只有他一人列席。评语寥寥，却点明要害：善机动，精游击，屡以弱胜强。翻遍档案，很难找到他“战败”的记录；反倒是随处可见的，是一次又一次“以小搏大”的批示和电文。有人说，他这一生像极了山里凶猛的雾豹，行动轻灵，却从不失爪。黎明将至，号角长鸣，人去声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