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访问中国70周年，闲谈时对毛主席说起往事：一直牵挂当年给予帮助的王牧师吗？
1930年深秋的一个主日，上海圣彼得教堂钟声刚落，身披黑色牧袍的董健吾悄悄把最后一名孩子送进地下室。楼上是唱诗班，楼下却是秘密印刷机，唱诗与油墨混杂的味道成为那年上海弄堂最隐秘的气息。外界仍称他“王牧师”，只有极少数同志才知道，这位读过《希伯来书》的牧师，已经在五卅运动后把《共产党宣言》抄了一遍又一遍。
人与时代的碰撞往往先从家庭开始。董健吾出生于1891年，家族原想让他做一名循规蹈矩的传教士。可1919年五四风潮卷过沪上，青年的呐喊冲破了教堂彩窗，他第一次意识到福音之外还有民族。1925年“五卅”枪声响起，他带着学生挡在巡捕房门口，那一夜，他说：“如果信仰不能救国，那我就换一条路。”一句话，让旁边的浦化人沉默良久。

四一二事变后的血雨腥风迫使地下工作者不断换装，董健吾却保留了牧师的身份，因为教堂是天然的掩体。晚祷结束，他常从十字架后面的木门钻进暗室，与周恩来商定流亡路线；也会在狭长的钟楼夹层递上一张写着“渭水无桥”四字的纸条，那是给远在西安的宋庆龄的回信。
为了让更多烈士遗孤有栖身之地，1930年他又在法租界弄堂租下一处庭院，挂上“大同幼稚园”的招牌。墙里是摇篮和绘本，墙外是探照灯和密探。毛岸英、毛岸青被送进来时身体单薄，董健吾索性自己下厨煮鸡汤。深夜巡查时，他常轻声对孩子说：“别怕，叔叔就是教你背诗的那个人。”毛岸龙病情突然恶化，他抱着孩子冲进仁济医院，最终还是没能留住那条小生命，他背对医师，默念祷告词，没有人看到他的眼泪。

幼稚园无法永远遮风，1936年春，董健吾携带一张写有“E·Snow”字样的英国人名片，从上海一路转至西安。渭水泥沙翻滚，无船、无桥、无路，“怎么过？”斯诺皱眉。董健吾拍拍肩，“照我说的做，脱鞋挽裤，走。”他们蹚着水，冰冷刺骨，却没人掉队。四天后，两人抵达保安，毛泽东第一次面对外籍记者侃侃而谈，《西行漫记》中渲染的红色热土由此成形。
斯诺离开前，递给董健吾半张名片，“留个念想。”董健吾笑答：“事成之后，再合起来。”一句对话埋下三十年的牵挂。

1949年新中国成立，许多地下身份需要重新清点。1952年，因潘汉年案牵连，董健吾被停职检查，上海参事室的小黑屋里，他写下长达两万字的自辩材料却无人问津。陈赓奉命来沪核查，看到那张已泛黄的半张名片，皱了皱眉，仍不敢拍板。多年后他才感慨：“最难核实的，往往是真功。”

1960年1月11日，中南海茶室里，斯诺第三次见到毛泽东，闲聊间忽然问：“那位王牧师近况如何？”毛泽东当即吩咐秘书查询，但繁复的档案很快淹没在后续风浪里，董健吾仍住在破旧弄堂。邓颖超在1970年12月22日接到电话，直接喊：“马上送医院，人是老同志！”可惜三天后，董健吾在瑞金医院病逝，终年79岁，半张名片始终压在枕头底下。
1978年秋风带着桂香，平反文件送到青浦老宅。工作人员念到“荣誉恢复”几个字时，董家的外甥女只说了一句：“迟到了。”随后把那张合拢的整名片贴在相框里，旁边放着一张褪色合影——一个身穿牧师长袍的老人，肩头趴着眉眼稚嫩的毛岸英，背景是上海弄堂斑驳的砖墙。照片静静陈列，不需要更多脚注，故事已经写进墙后的暗道，也刻在渭水冰冷的河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