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与发妻相伴多年、恩爱始终如一的男子，在发妻病逝一年后，毅然决定娶了比自己小28岁的知名女歌星！
1944年夏末的山城夜色闷热，昏黄灯光下，梁实秋写完《莎士比亚全集》的一章，起身为桌上那杯已凉透的龙井续了热水。窗外炮声隆隆，书房却飘着淡淡的艾草味——那是程季淑傍晚悄悄挂上的避蚊香囊。战争逼人迁徙，学者的纸上江山却离不开一盏茶、一缕香，也离不开屋内那位默默批改学生作文的夫人。
两人并肩走过二十余年，起点却并不轰轰烈烈。1921年冬，他们在北京一次茶话会上相识，介绍人笑言：“你们俩的书卷气，落到一个屋子里都能冒霜。”程季淑莞尔：“那就看谁先化开。”随后的日子里，北京到科罗拉多的书信，铺满了他们的青春。梁实秋留学归来，把她亲手绣的英文字母手帕收进行李最上层；1927年正月，他在西堂子胡同的院子里为她戴上戒指，筵席却只摆了六桌，仍让清华同窗挤得满满当当。
民国知识界的婚姻多半讲究门第与媒妁，他们的结合虽然温和，却也带着那个时代的谨慎。程家重视闺训，女儿出嫁须“相夫教子”；而梁家的信条是“读书人最怕无内助”。于是婚后不久，梁实秋赶往上海任教，程季淑则整理讲义、抄录文稿，白天备课夜里推敲译句。一纸婚书成了两人合作的契约，文学与烟火气在同一个饭桌上握手。

转辗青岛时，海风常把稿纸掀得满屋飞，程季淑便用发簪压在桌角。她未必看得懂莎士比亚里那层层暗典，却懂得端茶换墨的节奏。梁实秋后来自嘲：“我的译稿里，怕是也飘着太太的桂花香。”这份日常的润物细无声，为他日后整理《远东英汉大辞典》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3年，他们举家迁往西雅图。陌生的英语广播、灰蒙蒙的雨季，让年近七旬的夫妻像新生的留学生般重新适应。可生活的章节有时翻得猝不及防。1974年4月30日，程季淑在菜场门口被意外坠落的木梯击倒。手术室外，朋友劝他歇一歇，他摇头，“等她醒来，我得第一时间告诉她，书稿已经交印。”凌晨两点，红灯熄灭，医生的摇头像秋风扫尽了半世纪的牵挂。

这场骤然的别离，把梁实秋抛向空荡的公寓。美国的夜车呼啸，他独自守着书桌，连赴港讲学的邀请也无心应允。晚餐常是一碗速食面，桌上摆着她生前最爱的青花饭碗，那只碗始终满满当当，却再无人动筷。
同年秋天，他赴台整理旧作与出版社商谈辞典增订事宜。“梁先生，我唱的《绿岛小夜曲》，您听过吗？”电话那头，韩菁清声音轻亮。出版社经理撂下话筒后笑说：“她最想见的，是您的散文。”一次茶会，两人隔着人群对视，她递上一张亲笔签名的唱片。那时梁实秋七十有五，她才四十七，却对文学侃侃而谈，提问直指译本的删节处。

几次闲谈后，台北的雨夜里，韩菁清推门而入，看到他伏案改稿，脱口而出：“先生，字太小，伤眼！”说罢取来台灯，顺手替他披上围巾。外面街巷霓虹闪烁，这一幕被媒体捕捉，次日头版标题夸张刺目。学生来信劝阻，旧友含蓄相劝，他却回信寥寥：“身后之名，留给文字；眼前之人，留给我。”
1975年5月9日，台北宾馆的一间小礼堂里，简朴婚礼如期举行。数十位文友到场，亦有人在门外摇头议论。有人低声嘀咕：“老夫少妻，终究不合礼。”席间，余光中举杯：“年岁是时钟，不是枷锁。”哄笑声冲淡了尴尬。此后十二年，梁实秋晨起写作，午后由韩菁清陪他散步阳明山，看云卷云舒。
这段婚姻并未改写他的学术曲线，却让他的笔触更趋温润。八十高龄重评莎剧，他特意在序言写下：“感谢枕边人，每当我执笔犯难，她先给我一杯热茶。”外界的议论终归散去，留下的是字里行间的温度。

1987年11月3日清晨，台北仍带着残暑。他在书桌前伏倒，书页停在《冬天的故事》。四十分钟后，急救车鸣笛而去，只带走一位白发学人的余温。
两段婚姻，一段稳若老宅青砖，一段如临海潮新月。它们并非互为替代，而是时代、文化与个人心念共同勾勒的双重注脚。有人说他晚年“逆俗”，有人赞他“勇敢”，是非自有后世评说；但翻开那部浩瀚的译稿，每页纸背后，都站着两位不同年华却同样真挚的女子，她们的名字，早已与文字、与时代，缱绻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