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麟征写信向徐向前询问：当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的那位同学，如今发展得怎么样了？
197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北京西山的冷雾里，徐向前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航空信。信封上熟悉的署名让他微微停了片刻——“关麟征”。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同学曾在47年前的皖西战场上与他各为其主，如今却隔海问候，纸短情长。
信里最醒目的，是一句真挚的追问：“当年把我打得七零八落的蔡申熙，现在可还无恙？”这一问，把徐向前的思绪拉回1932年那场注定写进战史的鏖战。那是第四次围剿烽火正炽的时候，蒋介石集结约30万大军，自信能一举捣毁鄂豫皖苏区。国民党右路军出师信阳，左翼有胡宗南，中路是蒋鼎文，右翼则由徐庭瑶、关麟征等率领。对面，张国焘麾下的红四方面军则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指令中被迫转移，留下兵力最弱的红二十五军固守霍邱。

若仅看纸面兵力，这是一场失衡的比赛：关麟征的第四师独立旅装备新晋美械，红二十五军却只有步枪、轻机枪外加几门旧山炮。偏偏张国焘命令“死守霍邱”，逼得蔡申熙只能把不足万人分散在残破城墙与滩涂。7月5日，霍邱被四面围紧；12日黄昏，徐庭瑶率部破城，红军被迫突围。外人只见“守城失败”，却少有人注意到随后的反击准备正悄悄酝酿。
败后不等于缴械。蔡申熙率残部一路北移，在霍邱西北三十里处的砖佛寺布下伏击。那是一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狭谷，草木深密，极适合设埋伏。7月下旬起，红军昼伏夜动，把机枪阵地悄然埋进蒿草间，土炮隐藏于山坳，连马匹都糊了草色涂料。8月10日拂晓，关麟征部队沿山路推进，前锋还没跨进寺口，枪声骤起，子弹像炸碎的雨点从两侧林间射来。队列瞬间大乱，骡马惊嘶、弹片横飞。关麟征事后回忆：“那一刻，我只觉得天塌了。”——这句话后来被他在回忆录里轻描淡写地带过，却让旁人想象得到险象环生。

当天午后，国民党军被迫后撤三十余里，留下数百具尸体和大批辎重。徐庭瑶闻讯，急令各团“减速前进，宿营必筑工事”。这条临阵改变的纪律，在战史上常被视为砖佛寺伏击的直接后果。红军虽然依旧疲惫，但士气被瞬间拉回，这场胜利也让外界第一次听到了蔡申熙的名字。
然而战场向来不怜英雄。仅过一个月，9月中旬的仙人洞保卫战中，这位年仅26岁的军长胸腹中弹，血染山谷。临终时，他只留下简单嘱托：“告诉同志们，坚持活下去。”消息辗转经由电台传到西北根据地，徐向前听完良久无言。若干年后，他将这段往事写进回信，“申熙已于1932年秋殉难”。字迹沉稳，却难掩惋惜。

黄埔一期毕业生在20世纪中国军事舞台上地位特殊。自1924年建校起，这群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便被时代按下命运的快进键。关麟征、徐向前、蔡申熙、杜聿明、郑洞国……同窗六年，却走进不同的旗帜。正因共同的课堂、操场与誓言，哪怕枪口相对，也很难彻底抹去彼此的认可。一次传闻里，关、徐两人在课堂上围着一只沙盘激烈讨论战术，旁人劝和：“同学嘛，别吵。”“战术无对错，只看胜负。”关麟征当年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后来被徐向前开玩笑地引用：“你那句名言，我在西北可没忘。”

鄂豫皖第四次围剿最终以红军被迫西进告终，国民党占领了大片苏区；可从战术方面看，红军的灵活机动和小规模伏击仍让对手付出高昂代价。此后两党战略路径截然分岔：国民党把主力调往赣南、闽北，红四方面军则踏上漫长的川陕转进。若将成败只归因于单一指挥失误，难免简化了那场血战背后的政治缠斗。王明“左”倾指令与张国焘的地方算盘，让部队在机动与固守间反复摇摆，这才给了国民党寻隙而入的机会；然而同一时期，中下级指挥官的创造性仍在激烈燃烧，砖佛寺就是典型案例。
1980年8月1日，关麟征在香港病逝，终年76岁。噩耗传到北京，徐向前郑重其事地拟电致哀。电文只寥寥十余字，却足以证明两人并未被敌我旧念隔绝。也就在那年秋天，黄埔一期同学会的老友记里，有人提到这段“同学自相厮杀”的历史，席间静默良久。有人叹息：“战争让兄弟各安其命，可缘分一日不尽，就总会惦记。”短短一句，恰似当年枪声后的余韵，至今仍在历史深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