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滨州，一22岁男子找了一个比自己大12岁的女朋友，很快两人就一起睡了。不久，女方就怀孕了，两人商量结婚的事，但没有谈妥，于是女子就到男子家索要打胎费，也拿到了3000元。

3000块钱拿到手，事情本该到此结束。但这段感情纠纷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后面发生的事远比索要打胎费严重得多，这名22岁的男子最终因感情矛盾将这名34岁的女友杀害。

案发后，当地公安机关迅速介入侦查，男子被依法逮捕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经过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男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决结果出来后，被害女子的家属无法接受。在家属看来，自己的亲人被活生生杀害，凶手却不用偿命，这个结果太轻了。于是家属依据法律途径，向检察机关提出了抗诉申请。

这里有个法律常识需要说明：在中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一方并不享有直接上诉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得很清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只能在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请求检察院抗诉，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支持。换句话说，家属能做的就是"请求"，最终抗不抗诉，决定权在检察机关手里。

那法院为什么判死缓而不是死刑立即执行？这要从中国的司法政策说起。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法条把死刑摆在最前面，说明立法者对故意剥夺他人生命这件事的态度非常严厉。

但是在具体适用时，法院还要结合案件情节综合判断。

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文件编号法发〔2010〕9号，其中第二十二条专门提到：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本案属于典型的感情纠纷引发的命案，法院在量刑时很可能参照了这一司法政策。

再加上2007年1月1日起，死刑核准权正式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在此之前，部分死刑案件由省级高院核准，标准不太统一。

收回核准权之后，全国死刑适用的门槛明显提高，"少杀慎杀"成为一条基本原则。凡是不属于"必须立即执行"情形的，法院倾向于判处死缓。

所谓死缓，根据《刑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执行逻辑是这样的：判处死缓后，如果在两年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且情节恶劣，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限制减刑"条款。对于因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被判死缓的人，法院可以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一旦被限制减刑，即便日后减为无期徒刑，实际服刑时间也不得少于二十五年。

如果没有限制减刑，减为无期后最低服刑十三年即有可能获得假释。本案是否附加了限制减刑，目前公开报道中尚未提及。

现在问题回到被害人家属的抗诉请求上。检察机关如果决定支持抗诉，案件将进入二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限制，也就是说二审法院完全有权在死缓基础上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对抗诉请求的审查相当严格，并非家属一提出就会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