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曾被先后拟任成都、兰州军区副司令，关键时刻刘帅为此劝阻：你不能离开！
1951年早春，长江边的冷风还带着冬意，新建的南京某军事学府门前却是一派忙碌。院务处的木牌刚刚挂起，灰尘未落，一位中年将领背着双手，默默巡视工地，他就是不久前还指挥62军转战大西南的刘忠。
抗战末期，刘忠曾在华北一所抗大分校负责教学与训练，每天扯着嗓子讲野战条令，夜里还得陪着学员在山沟里打靶。那段日子练出的教学本领，被院长刘伯承一眼看中。刘伯承常说：“打仗靠的是人，用脑子的指挥员更难得。”这句话埋下了关键伏笔。

朝鲜战局骤急，前线连发电报：请求增派有实战经验的军长。刘忠正摩拳擦掌准备随第二批部队过江，突然接到调令——留在后方筹建高等军事院校。这样的安排，一度让他夜里睡不着。有人回忆，刘忠站在地图前直跺脚：“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换岗位？”
三天后，他带着行李赶往北京，希望当面请示。刚出南京站，就被萧克拦下。“去前线的事暂缓。”萧克沉声道，“院长要你先把学校弄起来。”刘忠握紧帽檐，几秒沉默，低声回了句：“听组织的。”对话不多，却定下了此后二十余年的方向。
1954年，新学府大楼落成，刘忠被任命为副教育长兼物资保障部部长。教员短缺，他就自己上讲台；教材不全，他连夜整理抗战笔记。刘伯承到课堂听课后，拍拍桌子说：“这才像打过仗的课。”那年年底，战役系招收学员，刘忠按照规定也要补课。白天批文件，晚上坐进教室，他笑称自己是“带枪的学生”。

1957年夏天，战役系毕业典礼刚结束，军委人事处两份任命电报几乎同时抵达：先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后又改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刘忠把电报叠好放进抽屉，没动身。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他摆摆手：“学校离不开人，我走了，课谁上？”一句话堵住众人。
60年代中后期，院校体系再次调整。政治、后勤、军事三所学府合并，组建新的军政大学。刘忠分管教学与后勤，三千多间教室、宿舍、实验场地需要重新规划。深夜灯火通明，他常拿着图纸在走廊上来回踱步，嘀咕着“再挤一间教室，能多收一批学员”。一旁的参谋劝他休息，他笑问：“再给我五分钟，行不行？”参谋只得点头：“行，您老说了算。”

在那个强调战备的年代，很多将领都想上前线，留下来办学并非易事。可制度建设正需要经验老到的“行家里手”。刘忠的案例说明，个人的冲锋精神固然可贵，系统化培养兴军更是长远之计。军委的算盘很清楚：一位能带兵打仗的军长，为战场贡献一次胜利；若让他训练百名师旅干部，未来就可能赢下百场战役。
1979年春，刘忠离开了忙碌的校园。临行前，办公桌上放着厚厚一摞毕业论文，他一一签字，批注仍然翔实。有人问他未赴朝一事是否遗憾，他抬头想了想：“哪儿缺我，就上哪儿。打仗是赢一仗，教人能赢很多仗。”说完，他把钢笔合上，推门而出，院内玉兰正绽放，花瓣落在制服肩章上，悄无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