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说她不愿意光着身体逃命，恳求给她一条裤子穿；而此时日军已经逼近家门前了
1942年秋，东京参谋本部的一纸急电横跨黄海，命令华北占领军“月底前把龙烟的铁砂再提三成”。一句话，几百公里外的赤城县山谷顿时沸腾。夜色里，矿井的风机轰鸣，火车头喷着白汽，煤油灯下的矿山工程师画出了新的掘进线，标着鲜红的箭头，箭头的尽头指向更深的岩层，也指向无数劳工的命运。
龙烟铁矿并非无名之地。早在1920年代，它已是北洋政府手里的一张工业王牌；可惜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产量始终起不来。1937年秋，日军占领张家口后，这座铁矿被迅速并入“龙烟铁矿株式会社”，从此，铁砂不再是产业梦想，而成了炮口里溅出的火花。要想榨出更多钢铁，先得把地下的人榨干。战俘不好管理，动不动就拼死反抗，于是，1938年起，日军将目光转向民间——肥城县、聊城、临清，一条条土路被招工队踏遍。

王体乾就是这条黑色链条上的一环。肥城县人，打小在城里给洋行扛大包，日语带着土味。那年腊月，他把村口大喇叭往场院一插：“弟兄们，去了那边，一天三顿小米干饭，月给二十块大洋。”饥荒压在肩头的乡亲们听得眼睛一亮。胡家排行老二的二嫚站在人群里，手里攥着母亲塞的两个干红薯，还是跟去了。临行前，她扯了扯父亲的袖子，小声说：“都说那里有钱挣，闺女去试试吧，指不定能捎点粮回来。”父亲没吭声，只是把那条洗得发白的粗布裤子塞进她的包袱。
火车一路颠簸。到矿区第一件事，是让所有人脱光衣裳交仓库，再分发剪开口袋做的“工作服”。二嫚拉着破麻袋，低声问旁边的老乡：“这就是给咱的衣裳？”对方苦笑：“先忍忍，看以后能不能换。”白日里，她和几十名女工被赶进半腰山的斜井，抡镐、推车，十二个时辰下来，四只灯泡照不到脚下的石缝，空气浑浊得像陈年酱油。夜里则蜷在木棚里，一碗稀到能照见影子的高粱糊糊，就是全部口粮。

安全？那是奢侈品。1943年11月初，井下新凿的西二平巷塌方。石块轰然下落，尘雾呛得人睁不开眼。有人想往上爬，却被洞口机枪压回，“不许出来，命令先抢设备！”喊声盖过了救命呼号。半小时后，炸药引信点燃，为防“耽误进度”，塌方位置被彻底封死。当天夜里，十几具被掏出的尸体连同破竹框一起堆到后山废井，扔下去时，只响了一声闷响，随后便是死一般的静。
如果说塌方是瞬间的恐惧，1944年夏天的霍乱，就是漫长的煎熬。饮水井与污水坑仅隔一道土埂，污秽顺着雨水渗入地下，三天后，腹泻、呕吐在工棚里连成一片。军医的药箱里只剩碘酒和纱布，干脆把高烧不退的人拖去废井，丢块黑面馍算“抚恤”。日军记录本上写着：“病例激增，已隔离处理。”处理的方式，就是把活人推进黑暗。

二嫚也倒下了。那日傍晚，她靠在矿井口的木桩旁，眼神涣散。工友小杏端来半碗凉水，她握不稳，洒了一身。“俺……不想光着身子上路，给俺找条裤子吧。”嗓音细若游丝。小杏慌忙应下，转身去翻破麻袋。守卫嚷道：“快点，天黑前得清场。”没等裤子找齐，二嫚已合眼，再也没睁开。次晨，几个日兵扔来一截油布，将她卷成一捆，抬到废井边。有人小声抗议，被一记枪托砸倒。油布落下，尘土扬起，井里闷雷般回响，像是无数冤魂的叹息。

龙烟的火车依旧进进出出。资料显示，1944年全年出矿量逼近百万吨，比占领初期翻了两番；官方登记的劳工死亡数字却只有寥寥。数字之外，是沉默的空白，也是被掩埋的青春。日本战时工业把“兵器粮草”与“活人矿砂”捆在一起，这种模式维系了侵略机器，却把无数生命碾成尾矿。王体乾的结局已难寻，只知道解放后有人见他在济南避风头；而胡家的那条粗布裤子，再没人提起。
1945年8月，投降广播传到矿区，井口的铁栅栏还没来得及拆，谷底“万人坑”却早已封严，雨水淹没，野草疯长。铁轨上最后一列装满矿砂的车厢空荡荡滑向北面，铁皮摩擦发出刺耳尖啸，似乎在提醒：钢铁可以重熔，生命的裂痕却永难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