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张干曾因公给毛主席记大过，晚年生活困难，主席三次亲送资金帮他度过难关！
1949年冬夜，湘江岸风硬得像铁。张干拢着旧棉袄站在妙高峰中学的走廊，手里那盏煤油灯忽明忽暗，照出他鬓角的一层霜。他那月薪不过五六万元法币，折合下来连两斗米都买不起，家里老小眼巴巴看他空着篮子回来。
这位瘦高的老教师曾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掌校者。34年前，他把一纸省里“每生加收十块钱”的公文钉上布告栏，认定财政吃紧只能如此度日。谁知这一张薄纸，瞬间把校园点成一片火药场。

学生里，站得最前面的叫毛泽东，二十一岁，衣衫粗布却目光锐利。他把宣言稿按在案板上，用毛笔写下犀利十四条，题目是《驱张宣言》。那夜，走廊里亮着昏黄灯火，他对同伴低声说：“不争，咱们就永远得掏这十块。”同学杨继昌拍拍桌子附和：“那就闹吧！”短短几天，传单飘满长沙街头，罢课、人墙、请愿，一浪高过一浪。
省督学火速赶到，下令复课。张干挺直腰板，坚持收费标准不退让。师生对峙白热化的那天，他甚至拟好名单，准备将毛泽东等17人开除。教师们联名劝阻，校园几乎停摆。最后，开除改为记大过，而张干自己被调离，一辆老马车送他出了校门。车轮滚过石板路时，他回头望了一眼，校门口的樟树叶子正簌簌落下。
世事翻覆。新中国成立后，教师群体的生活一时并未跟上变化。张干带着旧疾回到课堂，讲的是几何，写的是粉笔灰，心里却常闪过那位昔日“捣蛋学生”的名字。他几次提笔欲写信，又搁下。家人劝他：“老校长，您就开口吧。”他摇头，“国事千斤重，怎好为我添麻烦。”

1950年金秋，周世钊回长沙探望这位老前辈。临别前，张干递上一纸信封，又收回去：“算了。”周世钊暗暗记下情形，赴京面圣时禀报。几日后，湖南省政府接到电话，王首道主席听罢，只说一句：“马上办。”米面、布票、两百万元旧币接连送到张家，家中才第一次闻到肉香。
1951年深秋，张干收到电报：速赴北京。那趟火车足足走了三天，他提着小皮箱，下车时，迎面而来的是久违的学生。毛泽东在站台伸出手，“张校长，辛苦了。”老人愣了半晌，方才回握，嘴角抖了抖没说出话。第二天，故宫午门起风，黄色琉璃瓦在阳光下闪耀。毛泽东指着角楼说：“先生昔日治学严谨，我当年不省事，如今总算能尽点心。”随行人员记得，那天主席亲手递上一沓稿费和一床北方厚棉被。

此后十二年，张干的病情渐重。1963年初春，长沙细雨绵长。省委书记张平化带着北京寄来的五百元稿费和药品进门，笑道：“主席请您安心养病。”老人抚着布袋，良久无言，只说：“学生有情，老师何憾。”
回望这段师生纠葛，若只看校规与学潮，似乎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教育冲突。然而，1915年的十块钱学费，折射的却是清末新政后湖南教育财政的长久困顿；学生拒缴，既是对个人生计的护卫，也是对旧秩序的试探。张干作为官办师范的代表，受命执行政策，难有退路；毛泽东则在青春激愤里摸到群众运动的门径。两条路在校门口相撞，一场风暴就此酝酿。

几十年后，身份悉数易位：昔日领头的学生已是共和国主席，原本手握戒尺的校长却成了病弱老者。时间推着人换位置，却也让人看清另一层逻辑——政治风云之外，个人恩怨并未被权力放大，而是被人格的温度所化解。毛泽东三次援手，既是对老师的尊敬，也是对教育价值的回馈；张干的坦然接受，则是对时代巨变的沉静回应。
这段故事常被人拿来谈“宽厚”或“报恩”，其实更值得玩味的是：在社会剧变的激流里，教育者与革命者的角色互换，从对立到理解，背后站着的是国家对知识、对师承的认可。当年的十块钱学费，终究没有阻断师生情分，却让后来的中国，多了一份关于包容与担当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