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儿子遭马车碾压身亡，愤怒之下杀车夫，朱元璋断案：杀人必须偿命！
1380年正月，寒风塞进奉天殿的缝隙，殿内却灯火通明。朱元璋披着貂裘站在御座前，听完锦衣卫的密折后，沉默良久。几名重臣低头不语，他们都清楚，一场关乎朝局的风暴已在酝酿。
在这场风暴中心，只有一个名字——胡惟庸。外廷的章奏十有八九要先经他的手，大小官员望风而动，连京师的粮草和军需都要他批红。丞相权力大到这份上，新朝的皇帝怎能不心惊？
其实，怀疑的火花在半年前就被点燃。1379年隆冬，一起看似普通的车祸冲破了京城的平静：胡惟庸幼子出门观雪，迎面一辆急驰的家族马车失控，孩子被卷入车轮，伤重不治。夜色里传来凄厉哭声，第二天城坊司便在郊外发现了车夫的尸体。

当时《大明律》已列明“官民同罪”，即便天子近支也无权私刑。可胡惟庸不顾禁令，先斩车夫后报案，理由只有一句——“替小少爷偿命”。京中官吏雾里看花，唯有锦衣卫暗自记下这一笔。
朱元璋得到回报，脸色冰冷。他没有立刻翻脸，而是当众警示：“犯法者偿命，官阶再高也一样。”言辞不重，却让丞相在朝堂上抬不起头。双方的信任壁垒，从那一刻出现裂缝。

历朝丞相并非不可碰，汉唐时权臣跋扈的例子不少，皇帝想巩固江山，便得时刻提防文官集团坐大。洪武朝的中书省承袭旧制，领六部，又掌财政、军务、人事——其权力之集中，比唐宋尤过之。制度缺口摆在那儿，只待野心家去填。
儿子丧命后的胡惟庸性情大变，凡大小奏疏皆要批注，甚至擅改诏令。他笼络涂节、陈平等数十人，形成私下议政小圈子。一次密会中，陈平压低嗓音：“丞相若有旨，何必事事请圣裁？咱们自可做主。”胡惟庸目光闪动，缓缓点头，“可行。”短短两字，已越雷池。

锦衣卫在暗处窥探。这个直接听令皇帝的机构设立不过十余年，却早已遍布街巷。密探查到丞相府送出的口谕与宫中敕令互相矛盾，形同“两宫”。涂节嗅到危险，见势不妙，悄悄写好密疏，夜奔御前。他对随行仆从低声道：“再不自救，怕是一起陪葬。”仆从只答：“龙怒难测。”
1380年正月下旬，奉天殿那场深夜议事后，锦衣卫奉旨行动。丞相府灯火未灭，人心惶惶。胡惟庸被带往大理寺，数十名亲信紧随其后。二月十二日午门外斩首示众，连名字都未及呼喊便血溅青石。
更猛烈的浪潮随后而至。南京、应天、金陵接连设案，前后牵涉三万余官员，或死或流放。朝廷里不少老臣夜半惊醒，以笔记遗言，担心天亮就被扣上“附逆”之名。政治震荡持续了三年，才算尘埃落定。

清洗结束，朱元璋干脆撤掉中书省，原属丞相的权限分散给六部，自己握住最后裁决的奏钥。名义上没有宰相，实际是一人独揽。此后形成的内阁，只能“票拟”不能拍板，权力体系由此定型。
回望胡惟庸的下场，最初那桩私刑案件似乎微不足道，却恰好暴露了权力无制衡的危险。法令是写在纸上的，能不能落地，要看掌权者是否自限。当年亲自制定条文的胡惟庸，用一刀砍向车夫，也顺手砍断了自己退路。历史给出的答案并不浪漫：失控的权势，常在最不起眼的细节里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