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初次拜访时的一个细节，使张澜坚信“得天下者必定是毛泽东”！
1946年11月12日深夜，上海福开森路一盏昏黄路灯下，张澜把当天的《申报》折好放进怀里。白天那场所谓“国民大会”刚在南京散场，会上蒋介石宣称“一党独揽乃历史必然”，而民盟的座位被空出来，连名牌都被撤走。张澜回到寓所，第一件事是翻出一封旧信，那是14个月前毛泽东亲手递来的纸页，墨迹仍新。信末一句“不惟革命，更贵同心”在此刻显得分外沉重。
抗战胜利以后，各方都想从废墟里争夺未来。国民党寄望以武力和大会“合法性”锁定权力，共产党则选择到重庆正面交锋；更有意思的是，处在二者之间的张澜等民主人士，被迫做出决定：是随波附势，还是冒险下注。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渝谈判，张澜主动到机场迎接，此举已在民主党派内部引发争议，“是不是太不避嫌了？”有人小声提醒。张澜摆手：“国家兴亡，焉可计较脸面。”
三天之后，毛泽东第一次登门造访特园。那是一座小楼，前院满是梧桐落叶。毛泽东推门前竟先弯身捡起一片树叶，顺手塞进口袋，“走路省得滑倒”，他说着笑。这个细节让张澜细看了几秒——在他看来，这位五十二岁的湘人领袖与常见的政治家很不一样，没有随行架子，也没有客套寒暄，一杯淡茶，一个小凳，就能谈通宵。

第一次谈话直指要害：如何避免内战。张澜提议由各党派联合起草一份和平宣言。毛泽东点头：“宣言可以出自民盟，共产党附署如何？”张澜追问：“若国民党置若罔闻？”毛沉思片刻：“那就让全国人民来判断谁在真谈判，谁在玩花样。”窗外虫鸣不休，特园的灯光一直亮到次日拂晓。
9月2日和9月15日，两人又见面两次。第二次告别时，毛泽东把一床延安粗毯递给张澜：“路远夜凉，先生年高，别感冒。”张澜摆手推辞，毛笑说：“把我当后生就成。”楼梯口的一句玩笑，让在场的乔冠华后来感叹：“这位领袖先赢得了人的心，才谈得成事。”

国共谈判最终陷入僵局。张澜回到上海后，被特务一路跟梢。1946年夏天，他主持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时，刺刀已经亮在会场门口。周恩来托人带来一纸便条：“必要时，请即北上。”张澜沉吟片刻，把条子压在砚台下，“我先看看他们要把刀指到什么位置。”到了那年11月，国民党宣布民盟非法，上海街头的张家门口留下一张匿名字条：限三日离沪。地下党连夜送来汽车，却被张澜婉拒：“去北平不是逃难，是去开新的局面。现在走，像是被吓跑。”
僵持局势一直拖到1949年春。解放军包围南京那天，张澜写电报给毛泽东，字很短：“大势已成，盼早日择吉南下，万民欢迎。”5月下旬，他应邀北上。进城路上，他惊讶地发现，北平街头没有预想中的军警荷枪实弹。“怎么这么静？”张澜问随行人员。司机笑道：“市民都当主人，哪用那阵仗。”
6月9日晚，中南海勤政殿，一张圆桌围坐七人，张澜是其中年纪最长的。毛泽东敬茶，先扶椅，再递盏。张澜轻声调侃：“主席如此客气，老夫惶恐。”毛摆摆手：“您是座上宾，也是合伙人。”一句“合伙人”让会议气氛瞬间活跃。吴玉章笑着起身：“那就把账本一起算。”众人哄然。

接下来的三个月，政协筹备紧锣密鼓。关于国徽图案、国歌旋律、临时宪法条款，凡遇分歧，毛泽东常用一句话作收尾：“请张老发表意见。”有人统计，张澜在大会上共发言十余次，每次都被记录入案。1950年，抗美援朝讨论会上，张澜最初表示顾虑，“百废待兴，是否再战？”毛泽东耐心解释国内外形势，一个下午的会谈后，张澜回房连夜写了两页纸支持意见，并提出在知识界开展募款。隔日，他只说一句：“国家事，理当同担。”
1951年4月2日，张澜八十寿辰。中南海小型祝寿宴只有四盘菜、一盅酒。席间毛泽东轻声叮嘱服务员：“别开电扇，老先生怕风。”张澜听见后摇头失笑：“你还记得这个？”毛答：“细节最能伤人，也最能暖人。”
1954年，新中国宪法草案进入最后讨论阶段，张澜坚持在序言中写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奋斗”的字样。审议会上他拍案而起：“不能让后人以为这是一党制宪！”此言赢得满堂掌声，草案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

1955年2月9日凌晨，北京医院灯火通明。张澜弥留之际，秘书把毛泽东的问候转述到耳边：“主席说，您辛苦一生，应当好好歇歇。”老人微微点头，嘴里重复三个字：“好，好，好。”四天后，在中山堂的灵堂前，毛泽东停立良久，没有讲话，只是长揖一礼，然后默默转身离开。
回想十年前特园的那片梧桐叶，张澜早已判断出谁能赢得人心、赢得天下。或许正是那份对细节的在意，让他确信：这是一支值得托付民族前途的力量，而他自己的名字，也就此与新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