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骗子假冒周总理签名成功骗取20万元，焚毁八千元余款，最后他究竟迎来了怎样的结局呢？
1959年12月，北京西郊的一次财经例会上，人行某位副行长皱着眉头说：“文件一多，谁来替我核对公章？”坐在角落里的年轻科员低声嘟囔：“只要盖了红章，谁还敢怀疑？”这句半开玩笑的话无人追问，可就在三个月后，它被一次惨痛的案件验证。
那是1960年3月的一天午后，人民银行总行收进一份“特急”电报和两页批示。批示纸张是标准的特供红格信笺，页脚写着“国务院办公厅”，最醒目的却是周恩来总理潇洒有力的签名。文件言辞恳切：西藏某寺庙急需修缮，限今日拨付20万元现金，应急为先。行长并非没有迟疑，可拨出这笔钱只需翻三页审批表，比继续质疑要简单得多。更何况，一通催促电话里，对方口吻无比熟稔：“周总理亲点的事，耽搁不起。”话筒里那股不容置疑的语气，让人行上下最终放下警惕。

钱款被装入两只暗绿色帆布包，由一位“民族饭店赵全一同志”当场签字领取。他穿灰呢大衣，步伐稳当，连保卫干事都未看出破绽。20万元，相当于当年一个普通城市家庭百余年的收入，就这样被抬上了一辆吉普车消失在长安街的人流中。
若不是6天后国办电话回访，银行对账人员还沉浸在“高效执行中央指示”的自豪里。那通电话只问了一个问题：“你行何时接到总理关于西藏寺庙维修的批示？”行长心里一沉，再拨中南海值班室，答案令他头皮发麻——周总理压根没签过此事。假批示，真拨款，巨大窟窿瞬间暴露。

北京公安旋即成立专案组。与先前多起经济案件不同，这一次，侦查员把目标锁在“纸张和字迹”上。经国家档案局确认，特供红格信笺只发往十几个部委，外贸部在列。外贸部保卫处长张敏迅速配合排查内部人员。很快，一份不起眼的档案映入眼帘：王倬，男，1924年生，1952年进入外贸部出口局，字迹与批示下款部分极为相似。更巧的是，他近期多次请假，理由从“陪母亲看病”到“胃溃疡复查”，时间正好覆盖3月中旬。
侦查员悄悄摸清其住处——李广桥南街3号。连夜布控后，4月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院子里乱七八糟的蜂窝煤堆最先引起注意。民警撬开两块蜂窝煤砖，黑洞洞的夹层里，整整齐齐塞着一捆捆十元钞票。煤灰掺着纸屑，显然有人曾尝试销毁部分赃款。屋里灯光刺眼，王倬被铐在椅子上低头无语。老母亲守在一旁，不停抹泪：“娃，怎么敢干这种事！”王倬苦笑：“没退路了。”短短两句话，道尽他全部心理防线的崩塌。

翻出他的暗格日记，才真正看见作案轨迹。日记从2月初开始，每夜练笔两百个“周恩来”签名，旁边附注笔顺、顿挫、笔锋宽窄。另一页列着“公章刻制要点”，甚至标明“钢印厚度0.8毫米”这样的细节。资金指令文本更是反复涂改，连“如遇外国记者不宜声张”这一行，都源自王倬一次听来只言片语的灵机一动。没有高科技，他靠的是耐心、胆量，以及对体制节点的精确把握。
为什么要铤而走险？调查还原的生活细节耐人寻味。1950年代末，外贸部工资普遍在60元上下，家中病重的父亲、待嫁的妹妹、稚嫩的侄儿，每月的开销像个无底洞。王倬曾向同事吐苦水：“我活成了欠账的机器。”同事劝他安心等调薪，他反倒苦笑：“等得起吗？”时代给了他一张紧箍，心却想抄近路。于是，旧日会计师的专业、在军区杂务科练出的雕刻技巧，加上对公文流程的熟门熟路，被他组合成一场豪赌。

案发后，全国金融系统立刻补课。人行增设多重电话核实机制，国务院公文传递改用专线封闭袋，红格信笺改版添加水印。对话再想复制，总得过机器验真这一关。与此同时，公安部把此案列入“经济案件侦查范例”，供各地培训之用。
1960年7月28日，王倬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审判长宣读判决时，他只是点头，没有申辩。庭外阳光正烈，新印的百元大钞在证物袋里反射出白光。母亲因包庇获刑三年，赃款除去已被焚毁的八千余元，其余悉数追回并收缴国库。案卷归档时，法官在封面写下：“以此为鉴，健全制度，慎守国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