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就要学会和自己儿女的相处之道。清乾隆年间，纪晓岚晚年常常在书房里翻看自己记录的那些故事。他记得有个富翁把全部家产分给几个儿子，结果几年后儿子们只管自己过日子。

对父亲的生活不管不问。纪晓岚把这些事写进《阅微草堂笔记》，他当时想的是，财产一旦没了，人也就没了依靠。

汉代以来，朝廷把孝顺列为选拔官员的标准。一个人要是孝顺父母，乡里就会推荐他做官。到了唐朝，《唐律》把不孝列为十恶之一，父母活着时子女私自分家或者另立户口都要被处罚。那时候法律是保护父母的权威，子女不能轻易独立。

纪晓岚生活的年代，虽然没有那么严的法律，但民间依然把财产和孝顺捆在一起。很多人老了就把家产早早给了儿女，结果发现一旦失去主动，日子就越来越难过。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地方法院处理过一起类似纠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把房子过户给长子，过了三年，长子却说自己经济困难，不肯给父亲生活费。老人只好打官司。

法院按照当时的民法判长子每月给八元大洋，但执行起来并不容易。老父亲后来只能靠自己剩下的几件旧物过日子。

一九七九年之后，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庭结构从多个子女变成一个孩子养四个老人。许多城市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独居或者只和配偶一起生活的比例超过一半。

子女工作忙，顾不上天天照顾父母。一些老人开始把钱留着自己用，而不是提前分给孩子。他们心里清楚，手里有钱才能决定自己住哪里、请谁照顾。

纪晓岚在笔记里写过类似的事。他用别人的故事提醒自己，也提醒后人。财产给了出去，人情就难再要回来。上海那起案件也说明，法律判决容易，实际拿到钱却难。

人到晚年，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希望放在儿女身上，而是看清自己手里还剩下什么。纪晓岚晚年继续写书，继续和老友往来，他没有把所有东西都交给子女。上海那位老人后来也只靠自己省下的钱维持生活。财产的主动权一旦失去，晚年就容易陷入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