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李庄，林徽因38岁时身患重病，依靠病榻和家人一起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937年7月，一列慢车缓缓驶离前门站，震动声中夹杂着焦灼的广播播报：北平城外的枪声已经持续三昼夜。车窗旁，林徽因按紧绢帕，草稿纸随身带着，她与梁思成此行不是逃难，而是去山西继续测绘那座始终惦念的佛光寺。
前一年，两人曾在五台山区发现梁柱暗藏的唐代题记，年代结论震动学界，却也引来遗憾——完整的测绘还差最后几页剖面图。战火逼近，时间变得吝啬，他们决定抢在日军南下前再跑一趟。同行技师劝道：“寺北山路多埋伏，还是改天吧。”梁思成只回了三个字：“来不及。”对话刚落，林徽因轻轻咳嗽，白帕上透出淡淡血丝，她却示意继续赶路。

佛光寺补测完成后不到两周，北平已经失守。营造学社仓促把手稿装箱，经长沙转运昆明。彼时的中国高等建筑教育刚刚起步，清华、东北大学的课堂多靠幻灯片与手绘草图支撑，林徽因夫妇那些原始测绘就成了最宝贵的教材。昆明潮湿，木箱常发霉，他们索性将图纸拆封挂在寝室屋檐下晾晒，学生戏称那间屋子是“小型展览馆”。
1940年冬，营造学社再度搬迁到长江边的李庄。镇口石板路不到一里，却汇聚了十余所学术机构。物资短缺得离谱，买一尺白布都要凭票。林徽因肺部反复感染，高烧时仍伏案翻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宋元建筑图录》。梁思成掰着指头给药房赊账，回家后笑道：“债单愈厚，你的文章愈多。”她抬眼回应：“那就让文章把债抵掉吧。”
日子并非全是清苦。金岳霖从重庆探友，带来一筐小鸡，在院中支栅栏养着。“鸡蛋每日两枚，徽因先吃。”金岳霖语调平淡，梁思成点头感激。深夜，三人围炉，小鸡啄米声间讨论哥特拱顶与宋式斗拱差异，笔记写了一摞。谁也没提前线形势，因为知道次日清晨仍要为吃、为图纸、为学生操心。

1941年4月，林徽因最疼爱的三弟林恒在缅甸空战中牺牲。电报只有短短一句，她愣坐大半天，随后把悲痛写进《营造法式校勘记》序言，用一条脚注记录弟弟生日前的最后一次通信。那天夜里，她对梁思成说：“一架飞机可以坠毁，一座建筑若能留住，多少年后仍见得着中国人自己的影子。”梁思成没有作声，只将那盏风雨中闪烁的煤油灯转向她的稿纸。
生活拮据到极点时，傅斯年托人送来两袋大米和一封信，称此为“学术燃料”。梁思成把信钉在门框上，来往师生一抬头就能看到。有人半开玩笑：“梁先生，这是告示还是警句？”梁思成答道：“提醒大家，粮尽而志不可尽。”

1945年夏，炮声终于远去。返回北平后，清华路边的法国梧桐依旧，校园却满目残败。整理李庄时期的图纸时，发现天津大水浸毁的那一箱只剩模糊墨迹，可另一箱佛光寺拓片尚在。林徽因拖着病体重新编号，决定补写唐代木构力学分析。她对学生说：“图样残缺也是史料，损坏的痕迹同样能说明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请梁思成承担国徽设计咨询。当时方案众多，林徽因坚持把天安门与麦稻环绕组合，理由简洁：“让传统空间秩序与新社会愿景在同一圆盘里对话。”讨论会上，她声音不大，却一锤定音。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文字稿，也是林徽因反复斟酌，用最简洁的线条追求庄重与亲和。

1954年冬，积劳加重的肺病让她再也无法久站。清华课堂换成了卧榻旁的小圆桌，学生带着作业到东城胡同里请教。那一年国徽挂上了新建的大会堂，而她的名字悄悄淡出公众视线。有人问梁思成：“她还关心外面的工程吗？”他指了指床头图板：“直到闭眼前，她都在涂改斗拱榫卯的比例。”
1955年4月1日凌晨，林徽因病逝于北京。葬礼很简单，手稿、缩尺比例尺和一小片佛光寺梁木截面陪伴入棺。朋友们默念她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建筑是一部石写的史书。”那之后，营造学社遗存被正式编入国家档案，清华建筑系开出的课程大纲沿用至今仍见她当年的批注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