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政权被清朝消灭后，乾隆帝为何依然下令对其族群进行灭绝？准噶尔究竟犯了哪些大错？
1758年初，伊犁河畔仍是薄雪未融，清军在废弃营地里清点缴获的马具时，才发现整片草场几乎见不到成年准噶尔男子。士兵们没想到，一度横扫西域的汗国居然在不到十年里元气尽失，这片冷清场景成了极端决策诞生的注脚。
追溯风暴中心，需要先看1745年。就在那一年，噶尔丹策零倒在瘟疫中，伊犁草场上火葬的青烟久久不散。大汗身后没留下一位稳得住局面的继承者，兄弟三人先后点燃复仇怒火，贵族诸部则各自拥兵。瘟疫仍在蔓延，活下来的骑手动辄伤疤累累，牲畜更大量病亡。游牧政权赖以生存的马匹锐减，战斗力随之坠谷，这才是真正的转折点。

局势混乱四年，达瓦齐依靠几支重甲亲兵登上汗位。问题在于，他的号令只够在伊犁左右传递，外部诸部仍旧各行其是。那时有个名叫阿睦尔撒纳的部族首领，表面向新汗俯首，暗地里却在西北边缘“借”沙俄火器。一次筵席上，达瓦齐警觉地盯着他：“你手握旧汗印，意欲何为？”阿睦尔撒纳笑得无辜：“印不过是祖宗遗物，不敢造次。”双方心知肚明，火种已埋下。
乾隆十七年，清廷收到喀尔喀方向传来的急报：阿睦尔撒纳、达瓦齐决裂，准备拉沙俄与哈萨克一起乱局。早在雍正时期，朝廷已给准噶尔贴上“西陲心腹之患”的标签，如今机会摆在眼前。乾隆随即对军机处发话：“此辈久扰边疆，多言无益，兵分两路，务求速决。”短短一句话标定了战略基调。

1755年春，班第、永常率北路骑兵穿过巴尔鲁克山，南路成衮扎布沿天山北麓急进。达瓦齐仓促应战，夜间突围失败，被擒时只带十余骑。清军并未马上撤离，而是一口气把卫拉特四部全部拆分，分别册封亲王，阿睦尔撒纳名列其中。分而治之，是中原王朝惯用方法，可对草原贵族而言却像把骨头锯成数段，血仍在流。
短短一年，阿睦尔撒纳露出真面目。他换上旧式汗袍，重启早被废止的古卫拉特年号，还对驻军哨骑喊话：“清朝册封是权宜，我才是真汗。”不久，他突袭伊犁将军衙门，清军措手不及，部队四散。永常一路追堵到塔城草原，眼看难以一击而中，只得退守要塞稳住防线。

乾隆帝得讯，雷霆震怒，密谕兆惠领兵再征：“屡叛屡赦，边患无宁。”朝臣有人犹豫，担心草场大面积杀戮后无兵可驭。乾隆却反问：“留之何用？”这一问没有得到第二个声音，历史就此拐向极端。
1757年夏，阿睦尔撒纳逃入哈萨克。阿布赉汗表面礼遇，实则防范，毕竟携带天花的难民比敌军更可怕。九月，阿睦尔撒纳果然染疾身亡。人死事未了，清军仍按圣谕执行“连草追剿”，凡被指为准噶尔旧部的社区一律迁散或处置。依史料推算，原本二十余万口的核心族群，到年底仅剩零星牧户，往后被官方统称为“厄鲁特”，准噶尔这一族名由此退出史册。

为何要走到灭族？一来内乱和瘟疫让汗国失去抵抗成本，清廷判断趁势拔根能一次性解决边疆震荡；二来阿睦尔撒纳与沙俄的频繁往来牵动北京的警戒神经，极端措施在当时被视为堵截俄势南下的保险；三来草原政治传统中，反复背叛会被视作无法招抚的“恶部”，乾隆帝的强硬既有战略考量，也带着个人的帝王意志。
伊犁将军府随后设立，师傅衙门、绿营佐署与屯田体系同步展开，显示清廷不打算再依赖代议汗王，而是直接施行行政与军事双轨管控。若问准噶尔为何“作死”，内部裂痕、外部投机、狼狈求援以及对中央册封的轻慢态度，都为自己掘了深坑；而乾隆的决断，则把坑变成了无法翻身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