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新四军第五师参谋长，未能晋升副师长，调走心生不满，回到部队后却未获新职务？
1941年冬夜，豫鄂边区指挥所的煤油灯闪着小火苗，警卫悄声提醒：“刘总长，该部署明早的行动了。”刘少卿压低嗓子：“再等等，李司令还在前线，情报没回。”短短两句，却把一个尴尬现象摆在明面——这支几万人马的主帅缺副手，所有调度全压在“参谋长”肩头。
抗战时期，新四军各师编制并不一致。豫鄂边的5师更是灵活，它只有司令员兼政委李先念，并未设副师长。原因不复杂：人员紧，地域散，方便指挥。于是刘少卿名义是参谋长，实际却像副师长一样管训、管战、管后勤。当地干部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总长”，既是敬重，也带点打趣。
把功劳放大很容易，把背后的压力讲清更难。5师辖区跨豫南、鄂北，日伪摩擦不断，交通线七弯八拐。刘少卿每到一处先问粮道，再看兵力，最后才谈战术。有意思的是，他常把队伍分成三股：主力应战，地方武装牵制，民兵沿河布口袋阵。战场像一张移动的网，收紧时一举兜住敌军，放松时又能消失于村落。参谋长职位给他的，是画这张网的自由，却没给对等的编制名份。

局面在1945年初出现拐点。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大，各抗日根据地要派熟悉本区军情的人与会。豫鄂边区把票投给了刘少卿。消息一出，很多老战士以为这是把他“扶正”的前奏，毕竟开过全国大会回来，再补个副师长也水到渠成。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2月初，刘少卿动身北上。行至黄河岸，日伪封锁线忽然收紧，摆渡点被炮火撕开。王树声带人前来接应，炮声里他抓住刘少卿的胳膊大喊：“过不了河，先上我这儿稳一稳！”随后，七大代表团已过期集结，刘少卿只能在黄河北岸暂留。偏偏这几个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终点提前到来，错过会议的他，一夜之间失去向上汇报战区情况的窗口。
战后重组迫在眉睫。按新的军事区划，豫鄂边区部队并入中原军区，王震任副司令兼参谋长。从结构来看，参谋长位置已有人，5师再单设副师长也有些冗余。于是，刘少卿回部队后，发现自己的椅子被标注成“待定”，既没有降职，也未升格，处境颇为尴尬。

有人私下替他抱不平，更多人则顾不上多想。年底，国共摩擦骤紧，鄂豫皖地区随时可能燃起大战。组织最后给出的安排是：调刘少卿赴北平军调部，配合执行停战小组的联络任务。外人看，这像一次“冷处理”；知情者却明白，军调部肩负斡旋内战的重任，需要既懂兵事又熟悉中原情况的人，他再合适不过。
1946年春，刘少卿抵达北平。那时北平城里的电话线昼夜不断，来往电报堆满桌面。美国调解代表、国民党将领、中共谈判小组，意见交织，气氛紧张。他负责整理中原各地军报，每天在地图上画圈标点，把最新兵力移动写成简报递交周恩来。常有人问他：“离开老部队可惜吗？”他只笑不答，低头继续翻电码。

一年后，全面内战爆发，军调部名存实亡。刘少卿奉命先撤延安，再转华东，协助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审定作战计划。那段时间，他不再操心师一级的日常，转做更宏观的兵力配系。昔日紧握步话机的“总长”，忽然变成安坐指挥所的“幕后人”。有人揣测他对未能坐上副师长心有介怀，可熟识者私下议论：他真正放不下的是战场，而非头衔。
纵观他的轨迹，从豫鄂挺进纵队到北平军调部，再到华东前线，职称几起几落，作用却始终围绕“参谋”二字。抗战岁月里，灵活的编制让能干之人顶起了多副担子；到了全国解放前夜，正规军区体制呼之欲出，许多“挂名不对号”的岗位就被历史的车轮碾成平地。刘少卿不过是那拨过渡人物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若要给他的军旅路画一条曲线，大概是上升、停滞、再转折。可如果站在组织需求的角度，这条线更多像一把折尺，随战局铺开，无谓高低，只求衔接。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正在苏北，继续埋头于作战方案的草稿箱里。文件上留下的批注只有一句：“请酌情采纳，如需调整，可再议。”平淡，却透出多年参谋生涯的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