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生前最后一个75岁生日上，孟锦云突然跪拜，感慨地说：主席，我要给您磕头！
1973年十月的一天夜里，中南海灯火仍亮，床榻旁堆着厚厚一摞线装书。毛泽东抬手挡了挡台灯的光，冲门口轻声唤道：“小孟，今天读到哪一卷了？”
他口中的“小孟”，正是那年已在身侧服务十年的孟锦云。她捧起《资治通鉴》，朗声诵读。读到“忧劳可以兴国”时，老人微微点头：“这话不虚。”字句在静夜里如水流淌，也像是他晚年不变的心事。
孟锦云常说，自己原本只想跳好舞。1963年春，她还只是空政歌舞团的学员，被临时抽调进春藕斋为周末舞会伴舞。那天，她第一次见到主席：灰呢中山装，布鞋无声，旋律一起，他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她心里发怵，却被一句“湖北的？咱算半个老乡”化解了紧张。从此，她留在了红墙之内。

春藕斋的木地板年头久远，踩上去吱呀作响。周六的舞曲往往从《伏尔加船夫曲》开始，接着是《广阔的草原》。“别拘束，跳嘛！”毛泽东笑着引她起舞。那时的孟锦云才十九岁，哪里想得到自己会从舞伴变成读书伴、生活伴。
1970年代初，老人视力迅速衰退。读书成了他抵御病痛的方式，秘书们轮番朗读，孟锦云读得最快，常被唤作“孟夫子”。她不止一次听到主席感慨：“书读得多，心就定。”读完，他爱探讨章节与现实，“史家写兴亡，咱们看得是人心”。这种讨论，有时长到凌晨，窗外梧桐沙沙。

身体却不再听使唤。肺部感染、心脏衰弱、呼吸短促，病历夹上药名越来越多。给他剪指甲、端药碗、扶着他在屋内踱步，成了孟锦云的日常。老人偶尔自嘲：“我这副骨头架子，扛不久啦。”她低声回：“主席，天塌下来还有我们顶着。”
转眼到1975年末。冬雨乍歇，廊檐滴水。那天午后，小食堂只备了几碟家常菜：腊肉、炒蒿子秆、米粑。李敏和李讷从外地赶来，张玉凤布置桌椅，总共不过十来人。老人被搀着落座，喘息间仍执意招呼大家动筷：“吃，别客气。”

饭后，孟锦云轻声说：“家乡规矩，老人生日要磕头，您可别怪。”随即双膝着地，额头触地的瞬间，窗外一声风响，屋里寂静。老人伸手示意她起身，口中只一字：“好。”其余人也依次弯腰，却没有再次磕头——那一叩，足够了。
那天他还提到湘潭少年时偷跑去看龙灯：“挨了娘一巴掌，可我不后悔。”众人听得发笑，笑声又很快被咳嗽掩去。短短半小时，老人几次抬头，像要把每个人的面孔刻进记忆。
翌年春，病情加深，吸氧管几乎不离左右。7月里的一天，他示意孟锦云收拾书桌，只留几本批注最重的《通鉴》。她明白，这是做准备。9月9日凌晨，警卫轻轻拉开门，悄声一句“走了”。屋内钟表停在零点十分钟。

按照嘱托，孟锦云把那几卷《通鉴》包好，又折叠好灰色中山装，压在书下。做完这一切，她到园中槐树旁坐了很久——那年头，这里常是夜读小憩之地，如今只剩蝉声。
一个月后，她离开中南海，重回部队医院，再无机会踏入那道朱红宫门。后来同事探望，问起那年生日磕头的念想，她只是摆手：“老规矩，不说了。”风从窗外掠过，书页颤动，像是那晚的灯影再度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