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尹俊随胡琏突围成功，之后在蒋介石麾下逐步成为重要重臣
1963年夏末，台北北郊大直靶场硝烟未散，尹俊站在指挥台边，望着下方宪兵连列队操演。胡琏在旁轻声一句：“老尹，这套阵位布得还中看吧？”尹俊点头，“火线要紧，花架子免谈。”简单几句，折射出两人对防务细节的共同执念。外人只看见尹俊此刻的从容，却很少有人记得，十五年前，他还在淮海战场的泥泞中突围。
1948年11月，华东平原阴雨，国民党投入约80万兵力，以第5军和第18军为骨干，期盼一役扭转颓势。纸面兵力庞大，指挥却碎成数块：总座定下合围徐州的方针，下级部队却各守一亩三分地，电话线频频中断，空中联络又被天气拖住，前后左右难以协同。解放军抓住破绽，以穿插包围、分割围歼的方式逐块吞噬，国军主力节节败退。
战役后期，蒋介石先后下令黄维、杜聿明死守要点，但外围补给线被截，一旦油弹粮草见底，所谓“死守”只能沦为被围。12兵团副司令胡琏看出大势已去，他将手下残部重新编成三个突击集团，选择在夜色掩护下向东南方向强行突破。当时担任第18军前线勤务的尹俊主动请缨带路，他熟悉豫皖交界的小河沟，摸黑带队趟水而行，最终在第5天清晨趁薄雾穿过解放军封锁圈。此举救下五千余人，也让尹俊在蒋介石眼中留下“能打能走”的印象。

战役结束，徐州失守，十余名军长被俘或阵亡。南京召开善后会议时，蒋介石沉着脸说：“兵有命，将无命，诸君该问心。”会场一片沉默。几名突围者本以为脱险后能得奖赏，却发现晋升名额寥寥。孙元良、李弥等人因“保存实力”被指缺乏血性，长期边缘化。尹俊的名字却出现在奖励名单，原因简单：他没有丢掉番号，还主动补充了伤亡统计，详细到每支步枪。这份报告让蒋介石确信尹俊不仅能保命，还肯为上峰分忧。
1957年，台湾岛内针对军事警卫系统重整，尹俊受命接掌宪兵司令部。他把过去野战经验搬进城区，废除了许多形式化的岗哨礼仪，改用重点区段机动巡逻。“别让礼炮声掩住了脚步声”成了他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一次深夜巡查，他突然质问岗勤士兵：“要是这一枪走火，该怎么补救？”士兵愣住，他干脆自己上手示范，拆枪、退弹，一气呵成，场面尴尬又提神。

隔年“八二三炮战”箭在弦上，尹俊被调往澎湖防卫。澎湖群岛弹丸之地，却是海空走廊的锁钥，防御难度高，补给更难。他先修整老旧机场跑道，再将岛上炮兵阵地向低洼地带前推，减少对方火控雷达的捕捉概率。蒋介石到岛上视察，登高远眺后问：“如此布阵能挡多久？”尹俊回道：“三日无补给，可撑三日；若海空通达，可立足三年。”这句笃定的回答，为他赢得了继续上升的通行证。
国军整体日渐式微，却并不妨碍尹俊继续进阶。1965年，他戴上陆军二级上将肩章；两年后又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有人私下揶揄，说他不过是“靠关系爬得快”，尹俊听闻却淡淡一句：“打下一场大仗，比什么推荐信都硬。”这番回应里，既有自负，也流露出战场幸存者的冷峻。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那些终身背负“败将”标签的人，尹俊善于在体制缝隙中寻找定位。战场上，他尊重火力与机动；政坛里，他懂得边缘与核心的拿捏。不得不说，正是这种双面技巧，使他在台湾的军政棋局里屡屡落子到位。王氏家族企业请他出任顾问，他婉拒；中台工化公司邀请，他欣然接受，理由只有一句：“造炮弹的活，我熟。”

1975年，尹俊正式退伍。那年他58岁，依旧喜欢翻阅战报。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摇头笑道：“真话没人爱听，假话我说不出口。”1987年2月23日清晨，他因病离世，军方为其举行简朴告别仪式，谥辞中只写四字——“善守能行”。
回望尹俊的一生，成败得失似乎都浸泡在淮海战役的泥水中：那场混乱的撤离给了他生存机会，也在无形中塑造了蒋介石晚期用人的一把标尺——肯冒险、能执行、还必须言听计从。尹俊恰好符合，这才在败局之后抢得窄门一线生机。历史并不因个人努力改写，却常在缝隙中留下可供观察的暗线，尹俊正是那条暗线最清晰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