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丧母的王树声回乡探亲，见到一位老妇人当场跪拜，高呼：娘，我终于回来了！
1951年深秋，大别山腹地的石子路上尘土飞扬，几位解放军干部蹚过齐膝的溪水步入顺河镇。乡亲们认出为首那位魁梧的中年军官，窃窃私语：“是树声么？”有人答：“像是，他当年瘦得只剩骨头，如今官儿大了，还记得咱不？”
这片山岭二十多年前是硝烟滚滚的战场。1928年黄麻起义后，国民党军警在山岭四处搜捕红军头目，悬赏白银二百捉拿年仅23岁的王树声。一个夜黑风急的晚上，敌骑一脚踏碎竹篱，举枪闯入周家。女主人周大娘把王树声塞进柴垛，反锁木门。敌兵怒吼：“人呢？”大娘镇定回道：“自家屋里，哪来生人？”

威逼无果，军警转向她的长子王政道。年轻人挺直腰板，冲母亲使了个眼色，“我是王树声。”话音落下便被拖走。枪托砸在他背上，皮肉见骨，仍旧咬牙固守谎言。三天后，少年烈士倒在乱枪之中，尸骨无存，而真正的王树声趁夜色翻山越岭突围。
木兰山的游击岁月让这位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将领，终身记住那家烧毁的茅屋与那位白发苍苍的乡妇。他九岁丧母，周大娘于他而言，是危局中给过第二次生命的人。战争结束，队伍北上，他只来得及在废墟前磕了三个头便匆匆离去。
新政权建立后，中央派出访问团巡察老区。王树声担任鄂豫皖分团团长，他提出第一站就回麻城。同行者劝：“您身份特殊，可别太劳累。”他摆手：“欠的情，要还。”队伍终于在顺河镇打听到一处茅棚，周大娘独守残墙。

尘土未及拍落，他扑通跪在地上，声音嘶哑却清晰：“娘，闺女回来了！”旁人鼻头一酸。周大娘抬手想拉，却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只能反复念叨：“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
山里人讲义气，官方也得有担当。访问团随后一天没停：补办烈士证明，为王政道等牺牲者家属发抚恤金；县里腾出新屋让周大娘搬迁，她却摇头，“我守着他们的坟，就在这儿。”王树声只得安排人常年供给粮布，嘱咐地方干部“事事先照顾烈属”。

大别山的发展一度落后，新政权开启合作化、兴修水渠，但山多地薄，乡民生活依旧清苦。王树声每年驻军南京或北京，仍托部下带信带粮，逢年必寄上新棉被、食盐、灯油。冯仁恩、高志荣少将来访时，周大娘已双目昏花，“树声好吗？”“他一切安好，念着您。”
1972年，部队医院确诊王树声罹患食道癌晚期。手术病房里，他用沙哑的气声交代：“我若去了，把一把骨灰送回麻城，别惊动地方。”同僚记下遗愿。1974年1月7日清晨，将军病逝，终年69岁。

1987年清明，苍松下新添一方素碑——“王树声将军骨灰安放处”。那天山雨欲来，风吹动祭幛。老区人悄悄在碑前摆了一筐土鸡蛋，说是替周大娘尽一份心。守陵老兵听见有人感叹：“这世道翻了几重跟斗，活着的和牺牲的，总算又聚在一块了。”
革命年代的血肉联结，从未随硝烟散尽。王政道的名字刻在烈士墙上，王树声的骨灰陪伴在旁。山风掠过松柏，吹皱碑前小溪，仿佛当年那句对峙敌军的硬声仍在回响——“我是王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