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三任司令官后来分别有怎么样的结局？两人去了台湾，一人为何留在了大陆
1944年秋，缅北密支那郊外的雨刚停，一支中国新编部队正在泥地里校枪。年轻军官抬头望向西南方向的怒江，嘴里嘟囔一句：“只要打通那条路，家乡的盐就能运进来了。”翻译官把话递给旁边的美军顾问，对方耸耸肩：“得先问问你们的司令是谁。”一句玩笑，道出了远征军指挥换人的尴尬。
滇缅战场之所以让人头大，并非只因丛林与瘴疠，更因背后站着三股力量：要运输线的中国，要保殖民地的英国，要打开大陆通道的美国。利益交叉，如同三股绳拧在一起，紧张却又不得不绑在一起。谁来握这根绳子？短短三年里，名字从卫立煌，变成罗卓英，再到陈诚，最后又回到卫立煌，主位始终摇摆。

第一次风波发生在1942年。那年春天，罗卓英挂帅，却被堵在重庆与昆明之间，真正带着第五军闯进缅甸的却是副手杜聿明。英军仓皇撤退，日军绕道切断后路，远征军一夜之间失了重心，十一万人马，四成散落深山，三成渡江逃回，余下被迫翻向印度。初次亮相变成大撤退，蒋介石雷霆震怒，罗卓英的指挥权被收回。
英美开始施压。史迪威在新德里拍着地图，语气冷硬：“指挥权必须统一，不然打不了仗！”蒋介石笑而不语，却把陈诚推到前台。陈诚上任时先丢下一句：“军纪不正，一天也不干。”他搞起整训，划兵权，动了关麟征的奶酪。后方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冷眼旁观，前线骨干暗暗叫苦。几个月后，陈诚抱病请辞，理由写得冠冕堂皇，实则怕陷泥淖。蒋介石没拦，顺水推舟，让卫立煌再度披挂。

卫立煌与驼峰航线一样，属于那种总在风口浪尖的存在。他懂得先稳住地方势力。到昆明的第一天，他单刀赴宴，对龙云举杯：“滇路若通，国计俱利。”一句话让后勤之门重新开启。美援火炮、吉普、干粮顺着公路翻山越岭，一位老乡看着车队感叹：“过去挑夫挑一年，如今汽油一烧就到了。”补给齐，兵心稳，敢打仗。
反攻缅北前夜，史迪威再次催促：“时间不多，再拖就晚了。”卫立煌却坚持多练一个月，“枪在手里，心里才硬。”结果，1944年底的密支那、腊戍战役，孙立人的38师、廖耀湘的22师配合美军空降，连克要点。1945年1月，最后一截道路贯通，十万多吨物资呼啸而入。电台里传来胜利的消息，帐篷里有人放声大笑，也有人悄悄抹泪——三年的折磨，总算没有白费。

战事告一段落，三位司令的路却自此分叉。罗卓英回到南京，转身又被派去负责接收南海诸岛，他的电文只有一句“此行无险”，旋即乘船东渡。以后，他一直在台湾做参军长、讲武堂校长，1961年病逝，安静到连当年的副手们都赶不上送行。
陈诚的轨迹更高也更陡。1947年，他在南京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旋即被派往台湾整军备战。岛上物资奇缺，他却一手搞起“耕者有其田”，又盯紧军工体系，勉强稳住局面。可糖尿病如影随形，1965年盛夏，他在台北寓所合上双目，手边摊着一本《孙子兵法》。

卫立煌的结局最出人意料。1947年秋，他被调东北，对付林彪、罗荣桓。辽沈败局后成替罪羔羊，遭软禁。1949年春，他先被赶往香港，筹款救国人。1955年盛夏，应周恩来之邀，他携家眷回到北京。64岁的他住进东堂子胡同，晨起爱去北海公园练太极，偶遇旧部，总是先拱手：“我是自由人，别叫长官。”1960年1月，因心脏病去世，终年63岁。
一条路牵出三段人生。滇缅的艰难岁月已成史书里的褪色篇章，但那根被拉扯、打结、又重新编织的绳子依旧提醒后人：在烽火与利益交错的年代，指挥棒不仅挥动在战场，也摇摆在权力与命运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