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主席视察哈尔滨时发现贺子珍无工作，愤怒质问她是否不够资格获得岗位吗？
1947年9月的傍晚，松花江边早已起了薄雾，火车才刚进哈尔滨站，贺子珍扶着栏杆，脚底发软。三年多的异乡疗养让她的俄语越来越顺，反倒把久违的乡音磨薄了。迎站口站着李富春，他递上厚围巾，低声说：“东北财政部暂时缺人，先过去顶一阵。”贺子珍点头，没多问，她认定能干活就先干活。
东北局那时候天天开会，财政部白天清点物资，晚上对数字，灯泡亮到凌晨两点是常态。冬天零下三十度，办公室炉子烧得旺，空气里都是焦木味。有人关心她的旧身份，她摆摆手：“别提那回事，算旧账没意思。”语气轻，却把周围的好奇砍掉了一半。会后她常去总工会帮职工分棉衣，手指被木箱划破，血渗进棉絮，第二天照样上班。

辽沈战役结束，沈阳一解放，贺子珍被通知去那边“休整”。身体不给面子，走路时左腿偶尔打摆子。叶子龙写信给中南海：“她昼夜奋战，情绪好，可体力有限。”毛泽东在批示里只留一句：“注意身体，减负。”字数不多，却让财政部把她的夜班直接砍掉。削班后的空余时间，她搬进疗养院，却总听到外头传兵装车的喧哗声，睡不实。
1949年6月，她和妹妹贺怡乘车经过天津。本来要去杭州，可列车到山海关时，接车的干部挥旗示意改道上海。车厢里一阵错愕，贺怡小声抱怨：“路线又变，咱们算哪个口径？”贺子珍拿着票根笑：“组织怎么定就怎么走。”一句话堵住众人议论，却也显得心里没底。到上海后，陈毅在市府大楼里招呼她们吃面条。筷子刚举起，电话响个不停，陈毅歉意连连：“人手紧，你先住下来，工作慢慢配。”

上海的街面热闹，弄堂深处却安静。贺子珍被安在妇联，头衔是副主任，实际上只是列席。她心里清楚，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身份”让人拿捏不准。一次会议散场，妇联干部悄声问：“贺大姐，您当年可是在瑞金挂过牌的，怎么没调中央？”贺子珍笑而不答，只说：“新社会要新办法，过去资格不顶现在票子。”
那年11月，贺怡在吉安公干途中车祸去世。噩耗传到上海，贺子珍整晚坐在窗口，楼下汽笛声此起彼伏，她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她去华东局开会，笔记仍然记得清清楚楚，从“幼儿园拨款”写到“女工夜校”，没有一行抖动。会后同事感叹：“她像没事人。”其实褪了外衣才能看到，她右臂青筋爆起，指甲全掐进肉里。

1950年2月中旬，毛泽东访苏返程路过哈尔滨。工厂里安排汇报，叶子龙在车上念到贺子珍近况，话没说完，就被一句“她如今没正式工作？”打断。毛泽东脸色沉，车厢里的取暖炉子“咔”地炸响，没人再敢接口。三小时后，电话打到上海市委，要求立即落实贺子珍的医疗、住房、津贴。汪东兴飞赴上海，带队看房，最后挑了湖南路一栋旧花园洋房，院子里盛着两棵桂圆树。
“这地方还过得去？”汪东兴试探。贺子珍摇头又点头：“挺好，我不要大荣耀，能睡踏实就行。”末了，她又补一句，“有空给主席捎信，说我状态不错，别惦记。”汪东兴记下，却还是按月把毛泽东稿费的一部分送来补贴，夹带药品和苏州糕点。

1959年7月9日夜，北京西山的雨后带着潮气。贺子珍被静悄悄接进一间亮着单灯的小屋。门里的人声音不大，却透着熟悉：“身体能行吗？”她回一句：“走路慢了点，脑子还清亮。”两人对坐，桌上一壶龙井，气氛紧绷又克制。半小时后，灯熄，车窗玻璃上映出两张老去的侧影，谁也没提过往，也没提未来。
到了1976年9月，李敏站在病榻旁，父亲拉着她的手，食指在掌心慢慢画圈，只说了四个字：“照顾你妈。”声音很轻，却压过病房里所有仪器的滴答。李敏点头，没哭。走出病房时她回头看了一眼，灯光下，老人闭着眼，嘴角微动，像在默念那多年未曾出口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