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萍潜入军统电台仅24岁便英勇牺牲，牺牲38年后叶剑英才明白自己还有话未交待！
1940年初冬，陪都重庆渝中半岛的电讯大楼里，密集的摩尔斯电码像雨点落在耳膜，值班军士自豪地说：“这里是全国最机密的心脏。”然而，谁也想不到，敲击电键的那位瘦削女报务员，正把滚烫的情报一丝不漏地送向延安。
她叫张露萍，阿坝平原的冬麦还没抽穗时，她已在成都的课堂里组织同学演话剧、办壁报。17岁时，日机第一次轰炸成都，火光映红夜空，她对朋友丢下一句话：“人不能当看客。”这一句冲动，很快引她上了北上的船，目的地是八百里之外的延安。
延安的窑洞并不宽敞，却能容纳星火。她在抗大改名“黎琳”，每天黎明前跑步，夜里举着汽灯背马列要点。教员曾调侃：“小黎，这股子狠劲儿，哪像姑娘？”她抿嘴一笑，回敬道：“干革命凭的不是性别，是骨头硬不硬。”拉歌时，她总领着同学高唱“拿起刀枪，干一场”，从此“干一场”成了她的外号。

两年后，一纸密令把她推入另一重天。南方局军事组需要在军统电讯体系里安一只眼睛，叶剑英简短交代：“进得去就别回头，活口难留，但情报要活。”张露萍点头，只说了声：“明白。”
军统电讯处平日灯火通宵，却绝少有人留心那位新来的“黎小姐”。她动作麻利，敲键稳准，几次替组长补位救场，很快就拿到密码本副本。深夜，她把抄好的抄报装进胳肢小夹层，借倒垃圾的空当递给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员。张蔚林、冯传庆等电讯员，也在她连夜抄写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认清方向，先后秘密宣誓入党。

谍海无风也险。一次凌晨，机要室突然临检，张蔚林慌乱间未销毁草稿，被当场带走。戴笠震怒，限三日查清。电讯处成了蒸笼，人人自危。张露萍沉住气，用平日练就的“秒改频”本事蒙混过搜查，当晚却主动联络上级请求抽离。叶剑英回复只有七个字：“留下，比离开更要紧。”她再度潜伏，却已被暗中盯梢。三周后，在菜市口与接头人擦肩那一瞬，特务猛推车撞倒她，她手里的面包散落满地，暗语没能送出。自此失联。
息烽集中营坐落在贵州山谷，号称“第二牢笼”。押送途中，周养浩撂狠话：“开口就有活路。”她淡淡反问：“真理能折价？”有人笑她迂腐，她反抓住铁窗，大声念出《为人民服务》开篇：“人总是要死的……”狱友记得，那一夜风雨压不住她的嗓子。

集中营里泥土餐、盐水汤是常态，她却常将分得的半块红薯塞给隔壁病号，还抽空教孩子背拼音。一次排队领水，狱卒故意刁难，她抬手就是一耳光，声音脆亮，走廊静得落针可闻。旁人倒吸冷气，她却笑着抖掉手心的血：“字典里，卑躬这两个字我还没学会。”那耳光换来更残酷的夹手铐、吊水牢，她被折磨得骨节变形，依旧拒签自首书。
敌人没等到“悔过”，只好把文件锁进保险柜。1945年7月14日凌晨，汽笛声掩盖了枪响，24岁的张露萍和六名难友伏倒在快活岭密林。传说山风曾把她发上的红绸带吹得猎猎，却没人确认，因为刑场不留旁观者。
建国后，重庆公布236名烈士名单，她们七人被划为“违纪分子”。韩子栋闻讯直跺脚：“露萍死都没说一句软话，怎么就违纪？”可档案里找不到她的党员登记表，也找不到电台特支的会议记录，所有人名都用暗号。没有凭据，申诉被驳回。

1979年，贵州一位护林员发现快活岭乱葬坑，每年清明都自费扫墓，他用木牌写下“无名烈士”。1981年底，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筹备布展，复查组在馆藏口供中看到“黎琳”二字，疑云再次升起。四川省委随即派出三人小组，走访崇庆、成都、重庆，翻遍当年军统内部笔记。雷英夫在病榻上辨认手迹后说：“这是我们的联络员，姓余，代号‘青竹’。”关键证据落定。
“她的贡献不只一条情报。”叶剑英听完调查汇报，只说了这句，便在批示上签字。1983年7月，民政部正式公布：张露萍等七人为革命烈士，同年冬天，快活岭竖起白石碑，碑阴镌刻24字生平。当地老人清扫杂草时感慨：“这回，可算有名有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