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天，黄胄病重住院。他的画室里还摊着没画完的稿子，速写本搁在枕头边上，笔都来不及收。这个自称“画画的苦工”的人，就这么走了，留下一屋子毛驴。

他画驴画到什么地步？老北京都知道，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还有一个就是黄胄的驴。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大师，逢人就说自己是个“苦工”。

这个苦工是河北蠡县一个穷庄稼院里长大的。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就拿树枝在地上画，拿木炭在墙上画。十五岁那年，爹死了，日本人打过来了，他只能跟着难民往西逃。走到陕西宝鸡，白天上学，晚上在街上画抗日宣传画。正好碰见赵望云——那可是长安画派的顶梁柱。赵望云看了他的画，问他想不想学，黄胄当场就跪下磕头。老师不但不收学费，还管吃管住，只对他说了一句话：“画画要画自己见过的、感动过的东西。”

这话他记了一辈子。

后来他当了兵，去了西北。戈壁滩的太阳把他晒得黝黑，风沙把手吹得粗糙，他不在乎。他背着画夹子，骑骆驼、骑毛驴，把天山南北跑了个遍。新疆的舞蹈、牧民的冬不拉、赶集的老汉、成群的牲口，全都进了他的速写本。他口袋里永远揣着本子，吃饭画，休息画，甚至骑马的时候一只手抓缰绳、另一只手还在画。同行的人都叫他“照相机”，可照相机哪有他那本事？他画的跳舞姑娘，衣裙转起来那股热乎劲儿，你能听见音乐；他画的毛驴，每一头都有自己的脾气，倔的、懒的、欢实的、犯困的，各有各的样。

为了画好一头驴，他跟在驴屁股后面走。牲口棚里蹲着画，趴雪地里画。有一次在新疆瞧见一头特别精神的驴，追着画了一下午。驴主是个维吾尔族老汉，以为他要偷驴，差点拿棍子揍他。比划了半天老汉才明白，哈哈大笑，把自己的馕掰了一半给他吃。有人问他画驴的秘诀，他说：“你要是也画一万张，你也行。”

可老天爷没让他安生画画。文革来了，他是全国美术界最早挨批斗的。大喇叭喊他是“反革命黑驴子”，被撵去劳改，在莲花池喂驴磨豆腐。没纸没笔，他就在水泥地上用手指蘸水画，在泥地上拿树枝画。狱友觉得他疯了，可他知道——不画，他就活不下去。造反派罚他养驴，反倒让他天天跟驴待在一块儿，把这牲口看了个透。最惨的时候，他一筐一筐地烧自己那些速写稿，烧得心都疼。所以现在传下来的那些早年的稿子，只剩五百多张。

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1972年，尼克松要访华，周恩来说了一句话：“他画的毛驴比真毛驴还贵呢，干嘛不给画？”就这么一句，黄胄被放了出来。1978年他瘫在床上，愣是咬牙画了一幅二十米长的《百驴图》，邓小平拿去当了国礼送给日本天皇。

文革后他拼命画画，恨不得把耽误的十年全补回来。可更让人不理解的是，都快七十的人了，他突然倾家荡产要建一座艺术馆。没钱，就把自己收藏的古画卖了，把自己的画卖了，画了卖，卖了画。有人问他折腾啥，他说：“我一个人画不了多少年，给后人留个地方。”

1991年，炎黄艺术馆在北京盖起来了。他说：“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个铺路的。”可他连路都没铺完就走了。咽气前，画案上还摊着没画完的画。

如今炎黄艺术馆还立在那儿。展厅里那些驴还在走——慢悠悠的，倔倔的，跟他这个人一模一样。

他给自己的画题过一首诗：“平生历尽坎坷路，不向人间诉不平。”还有一次，天津有家驴肉馆子请他去画驴，他拗不过答应了，画完却写了三个字：“刀下留情！”他觉得毛驴劳累一辈子，最后被人杀了吃肉、剥皮熬胶，太不公平。

看看他这辈子——逃难、批斗、坐牢、生病，什么苦都吃过，可他画里的驴没有一头是愁眉苦脸的。他把苦都咽进了自己肚子里，留给后人的是撒欢尥蹶子的毛驴、热气腾腾的新疆歌舞、还有戈壁滩上不怕风沙的骆驼。

他常说一句话：“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他做到了。他把自个儿这辈子——好的坏的、甜的苦的——全揉进了笔墨里。所以他的画才那么有劲，那么活。

有人问他到底是谁，他想了半天，说：“我是个画画的苦工，画了一辈子，还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