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建的养女到北京看望毛主席，主席见面时却询问养女是否带了东西给他？
1951年4月24日傍晚，列车缓缓驶入前门站，陈国生攥着省委交际处递来的介绍信，心里“咚咚”直跳。对她来说，北京既遥远又熟悉——那里住着曾多次回信的“家里长辈”。
那封回信写于1950年5月7日，落款“泽东”，字迹有些凌乱，却句句周到：先问身体，再问生计，还特别嘱咐“照顾老人”。信件寄到耒阳镇时，乡亲们围在邮差身边啧啧称奇，以为这女孩就要飞黄腾达。她却清楚，信是一份慰藉，不是一座取之不尽的金矿。
陈国生出生在湘南小村，母亲陈淑元早逝，父亲梁泽南死于匪患。8岁那年，她被托付给舅舅陈芬与舅母毛泽建。那对夫妻在衡山一带组织农运，行色匆匆，孩子连声爸妈都没来得及喊，战火便把家拆散。

1928年5月，陈芬被捕；3个月后毛泽建也陷囹圄。城南狱墙外连响七声枪，年仅24岁的年轻母亲倒在血泊。当地老人说，当晚月色极亮，狱卒都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彼时的陈国生被转到外祖母家，吃一口红薯叶，要走两里地挑水换盐。
毛家内部的牵挂并未中断。毛岸英1949年底重返韶山时听老人提起“菊妹子那边还有个娃”，回京后立即找秘书田家英查询资料。湖南省委很快派出文运昌暗访，辗转多县，总算在耒阳祠堂屋檐下找到陈国生——那年，她已是一位纺织女工。

“是不是愿意到北京走走？”文运昌试探。她抬头望向破旧杉木梁，轻轻点头。半年后，路费、介绍信、棉衣，一样不缺地摆在她眼前。
抵京第三天，她被领进怀仁堂侧厅。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文件，眼镜滑到鼻尖。“路上顺不顺？”老人先自问自答，随后忽然笑问：“没给我带点东西？”陈国生愣了下，忙把怀里的油纸包递上，“带了，家乡干辣椒，还有外祖母口信。”毛泽东接过包袱，朝秘书摆摆手：“记下，信我晚点看，辣椒先给炊事班。”
短短二十分钟的会见，问得却全是家乡土话：烈士墓旁的老松还活着吗？韶山至衡山的路修平了没有？陈国生照实回答，末了小声提到母亲墓地年久失修。毛泽东沉吟片刻，只说一句：“眼下百废待兴，暂且记账，先顾大局。”

不得不说，这番回应让在场干部都有些意外。可在财政部档案里能找到侧证：1951年度中央优抚款不足预算三成，烈士墓修缮计划只完成了北京八宝山和南京雨花台，地方项目全部延后。
离京前一天，田家英悄悄给陈国生塞了100元：“主席吩咐的零用。”她推辞，田家英摇头：“拿着，这是该给烈士娃的。”
几年后，陈国生的长子宋阳在长沙读书，嫌棉衣单薄，居然独自坐车北上。警卫在中南海大门口拦住他。孩子指着胸口挂牌嚷嚷：“我是毛主席外孙！”毛泽东闻讯失笑，让人送饭送票，再三嘱托不可宣传。第二天清晨，宋阳被护送上南下列车，车厢里多了一床老棉被和一包硬壳点心。

烈士亲属待遇的制度到1955年才算步入正轨。《革命烈士抚恤实施办法》公布后，陈国生每月能收到27元抚恤金，算不上富裕，却足以让一家人温饱。她后来在纺织厂做统计，从不主动提起“毛家亲戚”这层关系。有人好奇，她只淡淡一句：“那是革命留下的情分，不是拿来抬价的招牌。”
1990年夏，湖南电视台采访她。摄像机灯光亮起，她摸出珍藏多年的那封信，纸已泛黄，墨迹仍清晰。她没有朗读，只把信摊在膝头，轻轻抚平折痕，神情平静，好像翻看一张普通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