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1945年托人向美国总统罗斯福传达意愿：希望亲赴华盛顿与其面对面会谈
1943年冬末，开罗会议间隙的走廊里，美国总统罗斯福低声对身边顾问说：“如果中国战线垮了，我们在太平洋就要再多死几万人。”这句随口而出的判断，后来被他的智囊们写进报告，成为调整对华政策的理由之一。彼时的华盛顿清楚，日本陆军主力被拖在中国战场，是“先欧后亚”战略得以实施的前提。
罗斯福愿意让蒋介石走上世界舞台，于是有了“四强”中的中国席位，也有了《开罗宣言》中“归还东北、台湾”的条款。蒋的国际地位被抬升，美国对国民政府的贷款、租借物资一箱箱从驼峰空运而来。但战局并未因物资倾斜而出现预想的转机。1944年春，豫湘桂战役爆发，日军长驱直入，国府最精锐的部队连丢城池，重庆上空天天拉响警报。

战争吃紧，华府决意再找另一只“手”帮忙。国务院内部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些年轻外交官与战地将领认为，共产党控制的陕北根据地或许能成为突破口。谢伟思在电文里写道：“他们打得准，民心向背看得出。”眼下美军也筹划“莫克莱尔计划”，准备在山东登陆，需要一支熟悉华北、山地作战的内线力量。于是，“迪克西使团”得到批准。
1944年7月22日，十几名美军制服的军官乘C-47运输机在延安机场落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迎上前，笑着说：“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包瑞德隔着翻译回以一句：“我们想看看真正拖住日军的人。”几日内，他们参观了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观摩359旅实弹演练，还跟陕北老乡同吃小米饭。随行军医记下这样一句话：“这里的战士鞋子打补丁，可行军速度比我们快得多。”这些观察与照片，很快被加急电报送回华盛顿。

好评声中却夹杂火药味。10月，一名随团信号兵在太行山前线遭日军炮火击中身亡，提醒美方这是血淋淋的战场而非田园考察。同时，重庆方面对“外宾”在解放区的热络颇为紧张，蒋介石频频致电赫尔利，要求“统一对美口径”。驻华大使赫尔利立场鲜明，他在给国务院的密电里写道：“共产党只是另一种专制，我们不宜被其表象迷惑。”
年底，华府氛围急转。史迪威被召回、包瑞德突然遭撤换，迪克西使团改组。观察组成员希契临行前夜与毛泽东长谈。毛递上一封未署名的信件，只说：“如总统能听听另一面声音，中国前途也许不同。”希契回到华盛顿后，却发现罗斯福正被国内的选举与欧洲战事牵制，文件一直躺在“亚洲事务”抽屉里。

1945年1月，周恩来借机在昆明向美军联络官再次转达领袖意愿：“毛泽东准备亲赴美国，共同商讨对日作战。”对方沉默片刻，只回一句：“我会尽力报告。”这份口信在途中古怪地失去下文，华府随后放弃了原定的山东登陆，选择从硫磺岛、冲绳跳岛推进。延安方面得知消息后，重新调整战略，将更多兵力投入华北自卫战。

如果说迪克西使团曾打开一道窗口，那么1945年的春风尚未吹进就被仓促关上。美国的政策被国内反共声浪推着走，国府重新握紧华盛顿抛来的援助，而延安则把目光投向更北的方向。多年后，被迫离职的谢伟思在回忆录中写下：“我们看见了另一种中国，却没有说服自己的政府去理解它。”他没料到，那扇短暂敞开的门一关就是几十年。
中美之间在战火中上演的这场接近与疏离，既有战场形势的逼迫，也有意识形态的暗流。罗斯福未能等到毛泽东亲赴华盛顿便于1945年4月离世，迪克西使团的报告也在文件柜里蒙尘。战后，翻开的却是另一页更为艰难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