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主席接见干部和战士时，发现李讷也在名单中，询问她属于哪个级别官员？
1968年3月，人民大会堂内灯光明亮，几百名来自各大战线的干部战士正等待最高统帅出现。气氛庄重又不乏期待。毛泽东迈步走进大厅时，注意到站在第三排的一位年轻女军装干部——那是他的女儿李讷。他侧头问随行人员：“李讷是哪级官？”语气平平，却让在场人不由屏息。汪东兴答道：“正连级。”毛泽东点了一下头，没有多说一句。纵使父女相见，也要先分清组织关系，这便是规矩。
外人总觉得领袖子女天然享有便利，可在新中国最初的那些年，高干子女被要求过的日子远比想象中严苛。1953年，李讷从北京东城区骑着旧自行车去师大女附中上学，护腿布常常被链条油染黑。校门口停着不少轿车，却从来没有一辆是接她放学的。警卫李银桥提过意见，毛泽东挥手拒绝：“骑车，锻炼身体，也省汽油。”

这一做法并非一家之言，而是当时中央对干部家庭的统一要求。那几年，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生活八条，第一条便是杜绝“特殊化”。干部子女穿布鞋、吃大食堂、挤公共汽车，目的是让他们与普通群众站在一处。李讷后来回忆，同学里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直到毕业照发表在报纸上，她才成了众人关注的“主席女儿”。
1966年，李讷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记者。表面看风光，实际工作量与任何年轻记者无异：清晨跑新闻、深夜赶版面，睡铺就在报社走廊。一次连轴转三十几个小时，她打电话向父亲报平安。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传来一句：“年轻人多锻炼好。”简短、直接，没有慰问，也没有表扬。

同年秋，北京街头的标语愈发密集，运动气氛迅速升温。毛泽东接到报告，得知李讷在报社经常连夜编辑有关军队整训的通稿，他皱眉写下批示：“下去劳动，接触实际。”不久，李讷被调往井冈山“五七干校”。有人私下劝她找父亲说情，她摆摆手：“我先是党员，后才是他女儿。”话音未落，身边人不再多言。
干校并不好过。山高路险，冬天的北风卷着针般的雨丝打在脸上。李讷和战友们清晨割草，午后挑粪，晚上围着煤油灯读《农政全书》。有同伴打趣：“你可是主席闺女，真舍得下手啊？”李讷笑着回一句：“镰刀不认人，割慢了一样被划手。”几句话，便把身份隔开了。

感情生活也没有因出身而格外顺遂。1969年，她同在北戴河管理处工作的徐某相识，相恋不过半年便结婚。婚礼极简，礼堂里只挂一幅红色标语——“革命婚姻为人民”。毛泽东闻讯后批道：“祝好。”除此之外，再无特别照顾。婚后生活琐碎，徐某常年外勤，两人摩擦增多。1972年，婚姻走到尽头。批离婚报告时，毛泽东写下自己的意见：“各有志向，可分手。”字迹依旧遒劲，却透出无奈。
离婚后，李讷独自抚养幼子，日子一度拮据。她从不向任何人提及困难，仍旧在干校一线劳动。几个月后，毛泽东得知外孙发烧无钱买药，便将刚结算的稿费交给医护人员：“小孩要紧，先抓药。”这一笔钱相当于他半年的个人收入。有戏言流传：“主席给闺女发补助，也得排队走财务章。”

1976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病逝。那天夜里，李讷从西郊赶回市中心，抬棺仪式结束后，她一直站在紫禁城古柏下，神情木然。身边警卫劝道：“回去休息吧。”她摇头：“这里风大，清醒一些。”父亲留给她的，不只是血缘，更是一套清醒而严格的行事准则。
两年后，一纸调令将李讷从干校召回北京。她没要单独住房，自行拎包进了部队集体宿舍。1984年，她与昆明军区王景清结婚。去韶山祭祖时，村里老人说：“主席的闺女，也是咱乡下妹子。”李讷笑了，笑容不再拘谨，却仍旧节制——正如那年人民大会堂里，父亲公事公办的一问一答：身份可以被记住，特权必须被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