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动员彭德怀前往三线建设，彭德怀却拒绝说自己宁愿当农民，这是为什么？
1966年4月的一个阴雨早晨，宜宾芙蓉煤矿的升井口站满了工人，雨水打在铁皮棚顶哗哗作响。一位身材高瘦、军装洗得发白的老人抬头看着井架，脚边是一摞刚取样的煤芯。没人提醒，工人们还是下意识让开了道——那个身影太熟，只在课本里见过。
雨停后，老人蹲下身，捻起黑亮的煤粉：“含硫不高，但瓦斯多，你们通风怎么弄？”声音沙哑却有力。矿长赶紧回答，语速有些乱。旁边的掘进老杨咧嘴笑，“首长，咱这井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您要是能帮我们把电机再换大一点就好了。”老人点头记录，像工程师，更像老兵。
谁能想到，半年前他还待在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院里种豆、拔草、自给自足。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离开兵权，连番检讨，沉默成了生活主色。朋友劝他写回忆录，他摆手：“写不写都一样，手头种子还没收。”这句话一半自嘲，一半偏执。

1965年9月，一纸调令把他从田畦里拽回政治场。先是人民大会堂的座谈，主持者是彭真，话题直接——西南三线建设缺人。他没答应，只礼貌回敬：“我还是当农民好。”第二天凌晨5点，电话铃声突兀响起。另一端的毛泽东语气轻松却不容商量：“老彭，三线需要你出力。你不来，我心里不踏实。”沉默片刻，他低声回应：“主席，我怕给国家添麻烦。”毛泽东笑了笑，“谁没有麻烦？先帮国家解决麻烦吧。”
这通电话没定下结果。两天后，中南海颐年堂灯火通明。两个年逾花甲的湖南人从国内形势聊到硝烟记忆，酒越喝越淡，话却越说越重。凌晨一点，老人终于开口：“我去，但不做门面，要真干。”毛泽东摆手：“条件你提，别跟我客气。”一句带着家乡口音的“行”敲定了西南行程。
11月28日，绿皮火车晃进成都东站。欢迎队伍准备了鲜花，他摆手拒绝，只让秘书把技术员、工会代表拉进座谈。当天傍晚，他穿着呢子大衣赶到东郊无缝钢管厂，炉火映得脸色通红。工人抱怨电力不足，他当场写条子：“调试电站，先保轧管。”

这股“不客气”第二周出现在广安县明光仪器厂。厂礼堂只供“机关专场”放电影，他听完立即要求售票给职工家属。厂长担心秩序，他回一句：“人多排队就行，干部也排队。”晚上第一场上映，《英雄虎胆》，门口笑声连成一片，他却在食堂查看菜盆。“白菜一半黄叶？”厨师苦笑：“运不来，不敢挑。”他当天给建委写报告，半月后，广元方向的军列带来整车蔬菜。
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是简单巡查。每到一处，总先问产能，再问住房，最后掐着算盘算运输费。有人嘀咕：“元帅当会计？”他听见后拍桌笑：“当兵时候，我就是连里管粮的。”玩笑背后，是数十年行军留下的节俭本能。
春节前夕，他带着两包花生走访工人宿舍。拥挤的木板铺上挂着棉被，窗户贴着油纸。年轻工人问：“首长，三线这么苦，咱们啥时能回城市？”老人摇头：“三线就是城市的骨架，骨架得先立稳。”这句话让屋里瞬间安静，随后传出呼哧呼哧的炉火声。

对成都干部来说，这位副主任最难伺候：会议不许超过两小时，自带干粮蹲在工地吃；公文只看一遍，逾期未办立即批示原因；调研报告常在凌晨送出，语气比任何批示都锋利。程子华、李井泉几次劝他悠着点，他笑答：“急，是因为大家都急。”
与此同时，越南战事升级，国内防空洞工程全面铺开，三线建设从“备而不用”转入“必须快上”。成昆铁路一次性压上数万劳力，水泥、钢材、水电同时告急。老人跑完矿山又往电站钻，衣服后背常被汗水浸透。景希珍回忆：“他把指挥部搬到大坝脚下，夜里和工人一起守闸门。”

4月的芙蓉煤矿，是他进川后最后一站。通风、电机、排水、食堂，半天列出十几项问题；当晚加急电报送往建委。矿工老杨说：“那天首长走得急，忘了带伞，我们塞给他一顶破斗笠。”斗笠后来挂在成都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他告诉来客：“这是芙蓉给的，提醒我矿井还缺东西。”
一年多的西南行，没有官样文章，却留下一沓沓字迹密密的笔记。很多建议后来被写进三线规划，“先建路，再建厂；先安家，再拉兵。”在那段紧张岁月里，这些脚踏实地的字句，为大山深处的轧机、锅炉和隧道争到了时间，也让一个身处逆境的老人找回了价值。
他终究没能看见三线全面投产。历史车轮疾驰，他的命运再次沉浮。但回头看那一年，山城里传下的一句话还在人们口中流转——“老彭来过，井口风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