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特务徐远举，秦城监狱深读毛主席语录，却因一本小说错过特赦身亡，令人唏嘘！
1956年深冬，北京西郊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还没有供暖，走廊里能见白气。放风时，几位戴着黑色臂章的看守站在窗下，记录着囚犯的言行举止——从那一年起，战犯改造被归入“综合考核”，每个人的命运都与笔记本上的符号紧密相连。
与同屋人相比，徐远举在表格上常被划上感叹号。原因不只是曾任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更在于他手上几十起暗杀、破坏案仍有存档。资料显示，他1932年投身复兴社，戴笠看中他的胆狠，让他在西南布点，1948年升到少将，成了川滇边境数省情报线的枢纽。那时，他讲的是“枪口里出真相”，对手里人命大都报以一笑。

局势在1949年11月骤变。昆明起义的枪声尚未停歇，徐远举已在机场候机时被守军抢先制服。被押往重庆途中，他频频向看守提出调换列车车厢；多年后回忆，押解员只冷冷回了一句：“到站自然有人接。”
白公馆的砖墙隔不开仇怨。沈醉与周养浩因揭发材料互掴耳光，宋希濂当晚失眠，狱室气氛紧绷。徐远举也没少置气，他自认“军统里没怕过谁”，可每日点名依旧站在队尾。一次他冲看守吼：“老子迟早出去！”挨了一声呵斥：“出去不靠嗓门，靠表现。”

几个月后，监区改造小组开办学习班。徐远举开始抄写《论持久战》，常埋头笔记到深夜。“大哥，这书真有用？”文强问。“至少字能练顺，”徐远举放下卷子，“脑子也省得乱想。”这样的对话被看守完整记录，为他添了两颗小红星。
1959年9月，特赦命令由国家主席签字公布。沈醉名列其中，范汉杰也在第一批。功德林大院里，没上榜的人各自沉默。有人悄悄打探名单评审标准，答复只有四个字：“罪行、态度。”可对徐远举而言，还多了一个因素——舆论。

1961年，《红岩》公开发行。小说中的“徐鹏飞”凶狠阴险，原型被认定正是他。全国读者愤恨难平，来信纷至，要求“严惩凶手”。管理处不得不把这些信件编入档案，交给审查组。档案页角的批注写着：“社会影响恶劣，暂缓考虑。”

又过几年，他在秦城监狱的缝纫间担任检针工。一次返工量大，他气急败坏，冲凉桶猛浇冷水，随即头晕倒地。1973年1月19日凌晨，脑溢血复发，被送往复兴医院急救。医生量得血压高到260毫米汞柱，只能持续输液。1月22日凌晨3时许，监区电话短促响了三声，登记簿上写下了“59岁，死亡”。
停尸房外，一名狱友低声自语：“他要是晚几年走，怕也能跟着特赦。”两年后，1975年12月，中央宣布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功德林和秦城的老号簿自此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