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之后，苏区有哪些重要领导人留下继续坚守？他们最终各自的命运如何发展？
1935年春天，赣南的细雨连下三周，山路泥泞，电报线路却突然热闹起来。国民党前线指挥部发现，一块不足两千平方公里的根据地仍在顽强运转，这块“铁瓢”砸不碎。
这一情报让蒋介石坐立不安。中央红军主力已远在云贵高原，按理说，瑞金附近早应沉寂。可留守力量偏偏把旗帜插住，牵住了五十万大军的脚步。
旗帜之下，是一个紧凑而特殊的领导班子。项英既是中央分局书记，又握着军区指挥权；陈毅负责政府办事处，管财政、管粮草，还要随时拿枪冲锋；瞿秋白身患肺病，却坚持编印小报，维系思想火种。

战火中还要讲章法。司法部长梁柏台制定的《战时司法条例》只有薄薄十页，却把土地纠纷、军纪处分、缴获分配都写清楚。有人感叹，这才是真正的“枪杆子里面出纪律”。
转折来得猛烈。一次夜间会议里，项英压低声音说：“阵地守不住了，分散打游击。”陈毅点头回应：“保住人，就是保住根据地。”短短两句，决定了后面一年多的生死。
随即开始的“梳篦清剿”像铁耙一样搜山，留守红军人数骤降到不足一万六千。敌人三道封锁线加碉堡剃刀式推进，正面硬顶无异于自杀，游击战成为唯一选择。

牛岭一战说明问题。面对炮火，红军阵地被撕开口子，却成功掩护主力小分队越过封锁线。错综的山谷、夜行的火把、伏击后的突围，都让“梳篦”出现了缺口。
梅岭的寒风里，陈毅写下三行血字——后来整理为《梅岭三章》。“取义成仁今日事”，一句短诗，比千言万语更能解释当时的决心。
牺牲随之增多。何叔衡突围途中腿部中弹，被俘后拒绝就医；贺昌在山口双腿中弹，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毛泽覃在瑞金北峰挡住敌骑突围，让队伍多活了半天。
长汀水口镇，瞿秋白因体虚落队被捕。“给我一点纸墨。”他对警卫说。守卫嗤笑。他却写下《多余的话》，然后在罗汉岭高唱《国际歌》，枪响前的歌声传出数里。

另一方面，散布各地的游击小队逐渐找到新的坐标。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决定把南方八省游击力量汇成一支正规部队，名称——新四军。
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为军长，两位昔日在瑞金并肩的伙伴再次握手。有人打趣：“旧账本翻到新扉页。”实际上，他们带来的，是留守苏区积攒的干部、制度与韧性。
遗憾的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突围中，叛徒开枪，项英胸口中弹。他躺在山间，拉着警卫低声交代：“替我告诉党，南方武装不可断。”枪声又起，余音散入竹林。

项英倒下的那天，陈毅正在江北组织反击。几个月后，他重新整编部队，把“游击”二字写进作战纲要。人员来源，仍是当年中央苏区的老底子。
那些名字后来刻进碑林，碑石风化，山雨无声；可在史册深处，人们仍能看到一个判断——长征只是远征，留守才是火种。火种没有熄灭，所以后来才有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