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领部队全歼日军王牌中队，辉煌胜利之后，却意外死于自己的警卫员枪下
1933年11月21日凌晨，福州西侧的乌龙江畔枪声未歇。十九路军的指挥部里，欧阳波平盯着墙上那张手绘地图，灯火摇晃，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蔡延锴匆匆走进来：“再拖下去，中央军就会南下。”欧阳点头，却没回话。几小时后，这场被寄望挽救民族危局的起义宣布失败，部队被迫分散，他的人生由此折向另一条路。
福州事变背后，是国民政府“先剿共后抗日”的铁板政策。淞沪会战打得血肉横飞，十九路军却被调去围剿红军，这种矛盾让前线军官心灰意冷。欧阳波平当时不过二十一岁，却已随军浴血上海，他的枪法在那座城市最先出名：三八步枪，五发子弹，平均三声枪响便有一名敌兵倒地。同僚总爱打趣：“湘乡那小子是天生的神枪手。”他只是笑笑，擦干枪身上的尘灰，不多言。

失败后的余部被迫解散，欧阳一路北上，艰难穿过敌占区，最终在陕北找到了延安。1937年秋，他走进抗日军政大学的窑洞教室，一排油灯映出粗糙土墙，讲台上的黑板写着八个大字——“抗日救国，改造中国”。老师讲军事理论时常停下来询问学员看法，课堂气氛紧张却活跃。“敌人火力强，我们怎么办？”欧阳站起回答：“避其锋芒，打其要害，用山地、用夜色，让他再快的火炮也看不见人。”语声不高，却让满屋子脑袋同时转向他。
结业后，他被编入晋察冀军区十三军分区十二团。这里山高林密，白天是日军的火力网，夜里才轮到游击队说话。欧阳被任命为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任务是盯紧平汉铁路一带的“佐佐木机动中队”——这支日军号称关东军的“夜行虎”，装备精良，惯用突袭。1942年初夏，敌中队深入根据地搜捕。欧阳判断其补给线暴露，决定诱敌深入后合围。

行动夜色正浓，月光被云层挡住，只能听见草丛摩擦声。欧阳低声叮嘱警卫员高立忠：“别开早枪，等我的指令。”高立忠答：“明白，营长。”埋伏耗了一夜，天将微亮，一颗信号弹划破山谷，十二团三个连同时封口，敌人乱作一团。欧阳端枪稳稳点射，十分钟内敌中队长佐佐木被击倒，日兵失去指挥，随后被分割包围。清点战果时，缴获轻重机枪二十余挺，带血武士刀七把，全歼百余人，开辟了晋察冀反突进作战的经典范例。
收容战场那天傍晚，雨忽然落下，泥地湿滑，士兵们忙着搬运武器。欧阳检查完火力后，返身走向林间窝棚。高立忠举枪敬礼，准备将擦拭好的步枪递回。“小心扳机。”欧阳话音未落，一声闷响撕破雨幕。子弹从不足两尺的距离贯穿太阳穴，他连扣帽也没脱下，便向后倒去。高立忠脸色煞白，手指僵在扳机上，惊恐地喊：“营长，我……枪走火了！”

现场混乱。弹匣只少了那一发，膛内未见第二颗子弹痕迹，指纹、弹道、距痕都指向“意外”。然而，在前线，流言如同潮湿的风，很快弥散：有人说高立忠是日军策反的暗线；也有人怀疑是内部有人借刀杀人。师部最终给出的结论是“交枪不慎，走火致伤”。档案卷宗中一句“壮烈牺牲”盖下鲜红印章，留下无尽问号。
攀登沙岭、飞越冰河、餐风饮雪，这位湖南青年在三十岁那年把一生写进了史册。细查十二团随后两年的战史，仍可见他在作战方案里留下的手迹：侧翼减员如何补位，弹药不足时怎样拆卸轻机枪改装步枪口径。那些工整的铅笔字里，没有一句豪言，只有“速决”“务实”“勿恋战”这样生硬而克制的提示。将士们后来回忆：“打仗像写算式一样精准，是欧阳教的。”

有人统计，他在硝烟中共指挥大小战斗二十余次，亲手射击命中记录至少三十二人。数字冷冰冰，却足够说明一个事实——在那个“钢少气多”的年代，精确射手往往左右战局。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死被划入“非战斗减员”。晋察冀军区随后增订了《武器保管六条》，第一条就是“交接枪械须先退弹匣、复进拉机柄三次，确认空膛”。
欧阳波平的墓在河北阜平一处山坳，石碑上仅刻姓名、籍贯与“抗日阵亡”。故乡父老直到多年后才知他已长眠北地。湘乡老屋的墙角，今仍钉着一条旧枪带，据说是他离家时留下的。枪带没有托起归人，却见证了那个世代军人的选择与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