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资历极深的少将，曾任黄埔军校元帅教官，还在南昌起义中生擒另一位元帅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东门火光交错，起义部队约定用左臂白布作为识别。夜色混乱，没绑白布的人很可能被当成敌探。
那一夜的执勤军官叫袁也烈，28岁，湖南洞口人。手里握着的不是最新式的德制步枪，而是黄埔军校里学到的那套严格制度——凡是破坏识别标志者，一律先审后放。
袁也烈的故事早在课堂开始。1921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听过毛泽东的讲演；1924年又跑到广州，考入黄埔第二期。学生气还没散，就被留校当第四期的指导教员。那些日子里，他把行军队列、野外夜袭、机关枪射击一股脑灌进学员头脑，“动作要快，心要细”成了口头禅。

教学之余，他也想干点真家伙。1925年，叶挺在肇庆拉出一支独立团。一个下午，叶挺笑着招呼：“湖南的小袁，把你的学生味收一收，来带连队。”于是他穿上旧军装，换回前线身份。
南昌起义爆发之前，袁也烈已被推为第24师72团3营营长。军纪严，警觉更严。当晚，他忽见一名国民党制服军官未系白布。卫兵报告：“报告营长，对方没绑白布！”袁也烈下令：“先扣起来！”
那名军官就是朱德。被押进院落后，他哈哈一笑：“老弟，这下闹大了。”周恩来赶到，说了句：“误会归误会，规矩不能少。”三句话解了尴尬，也让朱德对这个年轻营长多了几分欣赏。

起义失败，队伍南撤。袁也烈接到指令，把残部和伤员掩护到湘西南。人员散尽后，他留在乡间发动兵运，不到一年便遍访10多县。可是战火逼近，1931年初他腿部中弹，被迫去上海治伤。
同年夏天，租界里风声紧。袁也烈刚拆完绷带，便被便衣盯上。走出诊所不到200米，一辆黑色小汽车急刹停下。特务把他推上车，亮出手铐。审讯里，他一句“我是小人物”说了五年。牢房窄、灰墙潮，冬天滴水成冰，夏夜老鼠成群。狱方几次让他写悔过书，他只回一句：“我没错，写不来。”
1936年春天，亲友凑出银洋，托人找到监狱高层，才将重病的他保释到南京。出狱那天，他拄着拐杖，背脊却挺得笔直。朋友劝他“另谋生路”，他摇头：“山河还在苦难，哪敢歇。”

辗转半年，他终于在一位同乡引荐下与党组织恢复联系，被派往山东抗日根据地。自此，战场的指挥台再次向他敞开。清河平原兵力单薄，他先定下“百日练兵”，白天操枪，夜里拉练。有人嫌太苦，他指着自己刺刀旧疤：“不苦，苦的是被人绑走的味道。”
1945年冬，德州歼灭战打得凶猛。袁也烈用两天时间摸清敌军线路，第三夜把主力分三路潜行包抄，一举俘虏敌军中将指挥官。参战的年轻团长宋时轮后来回忆：“老袁打仗，像在课堂解方程，算得分毫不差。”
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入华东海军——那时的海军刚起步，缺舰艇更缺懂陆海兼修的干部。陶勇曾说，袁也烈上舰第一件事，就是让新兵穿着救生衣跳海，再爬上舷梯，“先别管会不会游，胆子得练出来”。

1955年秋天，开国将帅授衔。很多当年在他课堂里挨过训的学生成了上将、中将，而他只戴上两杠三星。有人替他鸣不平，他摆手：“军衔是组织的事，咱自己的分量自己心里有数。”
此后多年，他始终以少将身份坐镇指挥所，布置演练、审核作战计划，碰上旧识也只是爽朗一笑。再有人提起往事，他总把话题引向部队建设，“让海上的火炮响得准，才算没白走这一遭”。
经历过课堂、枪林、铁窗与甲板，这位“最老资格”的少将，用半个世纪证明：勋绩可以让位于制度，荣誉可以让位于担当，但那股对纪律的执念、一把开山刀起家的意气，却不会被任何金星多少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