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毛主席将一位上将名单划去，认为此人因骄傲自满只授中将更合适！
1954年10月的清晨，载着志愿军将领返京的专列轰鸣进站，刚从朝鲜前线归来的王建安倚在车窗边，神情淡漠。站台上，军委通知即将启动“军衔评定”，这对许多将领意味荣誉，也预示一场细密而严苛的考量。
彼时的授衔制度并非单纯计算战功。中央强调：军功只是基线，余者还看政治态度、组织观念、作风修养。新中国要塑造一支现代化军队，军官的个人性格必须与组织规范相吻合。多方酝酿后，一份初步上将名单摆到了中南海的案头。
名单里原有王建安的名字。论资历，他参加革命自1927年起，转战鄂豫皖、淮海、朝鲜，指挥过大兵团决战；论年纪，那时不过四十出头，正值锋芒。然而审阅中，毛泽东用铅笔重重划去他的名字，只留下批语：“骄傲自满，另议。”罗荣桓阅后，提出暂缓，改列中将。理由不外两点：一是性急直率易与同僚龃龉，二是需再观察作风。

消息在军中传开，引来窃窃私语。有意思的是，当事人却无一言辩解。此前的相处里，他多次因“嘴硬”得罪同僚。一次汇报演习，他指着厚厚的总结材料直言：“数字好看没用，前线的汗水写不进这堆表格。”屋里顿时寂静。有人暗自皱眉，有人佩服。对他而言，坚持事实是本能，外交辞令学不来。
“王司令，战士们到底缺啥？”

“粮弹，和一句真话。”
“报告都说供给充足。”
“我只信战壕里刮来的泥巴！”
短短几句，气氛凝滞，记录员手心直冒汗。这样的作风，让他在1955年9月27日的怀仁堂授衔仪式上缺席——那天，上将的肩章与他无缘。

如果说性格锋芒解释了“被划掉”的直接原因，那么与许世友那桩“旧账”则是暗流。1937年抗大整风，许世友因“四方面军”出身屡遭批评，坊间讹传王建安参与了揭发。多年的芥蒂，像钉子一样钉在二人心里。1948年决战山东前线，毛泽东亲自定下“许主外、王主内”，两位旧怨人被迫并肩。攻城前夜，指挥部灯火通明，许世友沉声道：“老王，咱得拧成一股绳。”王建安只吐出一句“成败看明天”，随即翻身上马。八昼夜，济南城破，彼此终在硝烟中握手，却留下难解的暗影。
1956年春，军委再议补授。战功、协同、作风，几个月的调研后，王建安的名字重新划入上将栏。有人说他低头了，实则不然；他依旧直，直得像枪刺，只是更懂得在组织框架内释放锋芒。授衔当天，他简单佩章，默默归队，未饮庆功酒。

此后二十余年，他依次转至沈阳、福州两大军区，行囊里永远一只旧皮箱。巡防时从不预先打招呼，道路坑洼也推辞警卫车。“现场的尘土掩埋不了真情况。”他常这样说。一次南方检查，发现营房整洁得异乎寻常，他径直冲进厨房，抓起一把剩饭，转身板起脸：“谁敢说伙食没问题？”自此，“突击清扫”成了基层的禁令。
晚年，他嘱家人立下一纸薄薄遗嘱：不用大花圈，不摆酒，不要子女请调京城。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因病逝世，骨灰盒送回故乡简葬。送行的老兵不多，人群却沉默肃立。有人感叹，这个脾气倔强的上将，用一生说明：军衔能补发，名望可重塑，但对真情与纪律的执拗，不容任何人“划掉”。